1946年春开始，美苏在欧洲的矛盾逐渐激化，冷战在酝酿之中，中国在远东的地位更显重要，尤其是蒋政府能否统一中国并成为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角色更为美国所关注。美国在华扶蒋反共更加确定，这时马歇尔调处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他仍在促蒋停战，警告蒋介石“除非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短期内有真正的进展，否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量的态度。”[5]（P671）另一方面， 他在限制援蒋上没有起色，相反给予蒋介石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以确保国民党政府有相应的实力在远东担负遏制苏联的职责。6月14日， 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6月27日， 美国国会批准了为国
    1民党建立8─大队空军计划的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6月30日，停战
    3期满，美国政府决定再次对中国延长《租借法》到10月31日。蒋介也已经摸清了美国的“腹案”，便置政治解决于不顾，恃其强大的美援寻求武力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为了抬高自己地位，尽力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和在华事务中的作用，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蒋之间的明里暗里的“交易”，自然引起中共及苏联的抗议，当时中共领导人曾明确指出“单方面援助蒋介石本身就意味着内战。”[6]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8月10日，马歇尔与司徒大使发表联合声明，以停止美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实行武器禁运相要挟，均未奏效。马歇尔调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二、冷战观念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逐渐失去了盟友间的和谐，双方用意识形态的差异来解释外交中的分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7]1946年3月5 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1946年2月， 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回的“长电报”，分析了苏联的全球意图，成为杜鲁门制定遏制苏联政策的理论依据。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发表，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把它在全球称霸的重心放在欧洲。但是远东各国战后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了美国的担心，从遏制苏联的角度出发，美国想通过支持非共产党政权的方法，干预这些地区政治的解决。在远东各国中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是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因为从地缘政治角度和苏联传统利益看，东亚将是美苏利益的交叉点。中国既是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础，内部又有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因此，美国要在全球与苏联进行冷战，必须依赖中国在亚洲牵制苏联。而对亚洲事务及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只能放在对苏战略下来考虑。这时美国对华政策便是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又不能大肆公开地援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一是美国力量有限；二是担心由此导致苏联对中共的公开支持和美苏在中国的全面冲突，进而影响美国在欧洲及中东地区的计划。因为这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凭其在华的感触已充分认识到美援再多也救不了蒋介石，他说“中国完全不同于希腊，美国无法左右其局势；如果美国想挽救蒋介石，实际上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这将使美国承担无尽无休的义务，甚至脱不了身。”[8 ]所以美国“应特别小心以免自己受政策的束缚，而直接参与中国内战，或直接卷入中国的经济危机，或两者兼备以致听其资源倾入无底深渊。”[9 ]基于以上考虑，1947～1948年间美国实行有限援蒋的对华政策，目的是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拒苏联，但并不指望蒋介石在内战中速胜或速亡。
    1947年中，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美国更加担心国民党的命运，通过魏德迈使华，美国更加明确了对华政策：一是美国当前要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二是美国决心用美援支撑国民党政权。[10]（P166）
    1948年4月2日，美国通过了《援华法》，其中规定的1.25亿援助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这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7月28日， 杜鲁门批准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将所储备的物资直接转让给国民党。到1949年4月1日，这笔款项全部支付完，绝大部分为国民党购买军火及军用物资。[10]（P166～176）
    美国试图以大量的援助稳定蒋介石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派美国军事顾问团对其军队进行指导训练，争取挽回败局。但是，中国革命发展之迅速，已容不得美蒋喘息，到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从而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远东政策。
    自1947年下半年，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日益没落，美国想通过中国作为其合作伙伴来实现战后亚洲的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正在减少，美国决策者开始把眼光投向正在为美国独占下的日本。尤其是在重日轻华的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后，在制定美国对日政策过程中，倾向于提高日本的战略地位，并把它与美苏冷战联系起来看待。
    1948年3月，凯南授命赴东京考查，3月25日向马歇尔提交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转变对日政策的思想。
    1948年10月9日， 凯南在对日政策报告中所揭示的对日政策经过部分修改被订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以此为标志， 美国开始复兴日本经济，使之取代中国，成为“与美国友好的，并能在远东抗衡苏联”的盟友。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助于它对中国政策的调整。美国也确实认识到再多的美援也挽救不了蒋介石政权，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必须重新审订。
    1948年9月8日，在凯南主持下，政策设计司提出了一份详尽的美国应从中国“脱身”的文件。（PPS39）凯南从重日轻华的角度提出， 中国“与其说是战略跳板，毋宁说是泥沼，”蒋以后的中国，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就不会形成为美国的威胁。一旦中共与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来到。况且中国革命和事态的发展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乃是中国本身的内在原因，既使全力帮助国民党，也无法使之幸免败局。因此，美国应及早从中国“脱身”，取得主动，在政策目标上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诵。[11]10月13日，该文件正式被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34。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迅速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仍维持对蒋的援助计划。1949年2月4日，美国才正式批准落实NSC34号文件的行动建议书（NSC34 ／1）肯定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2月28日通过了NSC34／2号文件， 指出目前美国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有效地抗击共产党，在谨慎避免干濒人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间的政治和经济摩擦。[12]
    1949年8月5日，美国公开出版了酝酿已久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间》（《白皮书》）。它为美国长期坚持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辩护，也借此为从中国“脱身”作舆论准备。美国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白皮书》，标志着美国承认战后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