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遏制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对共产党政府尚存“观望”态度，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与中共取得联系，同黄华进行三次互访，就美国援蒋、中美贸易及美国承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中共诚挚地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也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但是，7月1日以后，司徒雷登接到杜鲁门总统旨意，不再与中共进行接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 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10月4日，美国却重申确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10月2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的报告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认在部分领土上的共产党政权，又继续承认在非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土的另一个政府，这种可能性应当探索。”[13]尤其是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共同援助法”其中含7500万美元的援华款项，军方还主张给在台湾的国民党以少量的军事援助和大力的经济、政治、心理上的支持， 并派第7舰队考察台湾。[14]由此，美国的立场与中共有关的建交原则--断绝与国民党联系，承认新中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完全对立。中美双方的官方联络就此中断。
    美国不但自己不承认，而且在西方国家和它的欧洲友邦中活动，要求英、法等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又通过日本的控制及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拉拢，在中国的周边组织起一条反对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此外，与外交承认有直接关联的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美国操纵联合国，投票反对用共产党政权替换国民党政权的席位。
    在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上，美国最后还是采取了军方的观点，即主张完全孤立中国。鼓励日本与东南亚及南亚发展贸易关系，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经济封锁政策。
    通过以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美苏冷战的重点在于欧洲，而美国又需要在亚洲维持雅尔塔格局下的均势。美国想通过扶植蒋介石统一中国来抗衡苏联，从而把精力投入欧洲。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主要是由它的全球战略来决定的，并为之服务。
    第二，意识形态因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不同阶段美苏关系的起伏密切相关。美国政府通过运用某种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语言来表达它所要追求的利益，以服国内民众或敬告天下。在这些语言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15]（P327）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使得美国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都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这种反苏反共的信念左右了美国对外政策，“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15]（P327）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都是对某一察觉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就使政策的调整失去了灵活性。
    总之，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也一直左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对华政策仍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制约。
    原文参考文献：
    [1] 【美】罗伯·梅斯尔。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A].载袁明，哈里·哈丁。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101.
    [2] 王维礼。中国现代史[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593.
    [3] 艾奇逊回忆录[M]上。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78.17.
    [4] 【美】沃尔特·拉费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M].商务印书馆，1980.37.
    [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M].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6] 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42～243.
    [7]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求实出版社， 1988.437～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