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英国的历史传统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均势外交”一直是英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就是为了维持“均势”。
    英国希望纷争不已的欧洲列强之间达成一种力量均衡的均势状态，当然是为了英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18世纪初期，英国已经是一大强国，并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大捞了一把，而此时，当时执政的托利党首相博林布鲁克还是说：“我们的民族居住在一个海岛上，而且是欧洲的主要民族，但要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地理形势，这一点我们忽略了近半个世纪。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个部分。但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他们的邻居。”[3]（P.77 ）维也纳会议时期，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认为，既然英国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欧洲任何强国的威胁，那么在欧洲事务中倒不如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当欧洲领土均势被破坏时，它能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同时它又绝不在任何“具有抽象性质的问题上承担义务”。
    这是因为，欧洲列强的均衡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形成超霸型的强国，就会立即威胁英国的利益，英国不能不管。但是，如果这种均势维持得很好，欧洲列强的力量主要消耗在其内部均势上，无暇危及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也绝不主动去招惹他们，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在海外。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扮演着“欧洲”的操纵者角色，保留制衡欧陆列强的自由，而使自己处于进退自如的不败之地。英国形成了对欧洲孤立的传统。这既有海上霸主的军事势力，又有独占鳌头的经济后盾，英国人便对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充分的信心和自豪感，对自己“光荣孤立”的地位沾沾自喜。当然，这绝不是对欧洲事务的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这是一种积极的“孤立”，有巨大利益的“孤立”：当欧洲保持“均势”时，英国暂作壁上观；但“均势”一旦受到威胁，英国就会立即插手。作为“当局者”的英国，它不会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进退自如的选择是建立在大英帝国经济、军事力量超脱于欧陆之上的实力的基础上的。
    随着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当“大英帝国”已如昨日黄花，英国还留恋着他们的“传统”：对欧陆的孤立。这种对欧陆的孤立，不仅因为时间的长久已形成“传统”，从而使英国难于放弃，而且这种“传统”因为与“光荣”相联系，英国也不愿意放弃。因此，当欧洲联合的时代来临时，英国的政治家依然抱着“大英帝国”的幻觉不放。他们认为“与欧洲合作可以，参与欧洲一体化不可取”。换句话说，战后初期的英国仍以世界大国的思维考虑它的外交走势，它不准备将自己的作用局限在欧洲，它要在世界上发挥其大国的作用。战后，丘吉尔制订的“三环外交”方针，仍想维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与英联邦、以英国与美国联盟为基础的说英语的国家、英国与欧洲，每一环中英国都起重要作用。英国加入欧洲联合会削弱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使英国不能影响欧洲以外的力量，从而冒失去大国地位的危险。英国走不出传统的束缚，在现实与怀旧中，英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总是摇摇摆摆。英国在几经摇摆后于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然而历史的包袱和传统的影响，总是妨碍英国在欧洲建设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的若即若离，也源于对“英美特殊关系”的依赖。英国与美国在近5个世纪的历史中可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英国人乘着“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几个世纪中，北美就彻底“欧化”，它包括“种族上的欧化”、“政治上的欧化”、“经济上的欧化”和“文化上的欧化”。[4]（P.518）而英国与美国的“血浓于水”的联系就更为突出。从语言上看，都是说英语的国家；从法律上看，都属于英美法系；从人口构成来看，美国人中许多是英国的后裔；从经济上看，在19世纪的工业化中，英国是老师，美国是学生，美国的工业化主要是从学习英国的先进技术开始的；从外交上看，英国凭其实力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而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为美国未来外交定下“孤立主义”的原则，其原因竟然也是“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尽管，这些政策最后都有所改变，但直至两次大战期间，老牌的世界强国英国和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美国几乎采取了相同的对策。就算是近年来英美关系日趋冷淡，仍有英国人认为“对普通英国人来说，美国不是一个外国，而是一个‘家’。美国和英国分享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分享对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机构的共同的、根深蒂固的尊重，分享共同的宗教和道德假设，分享类似的法律制度”，并且说“最近克林顿总统遭弹劾对大陆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对英国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英国于17世纪发明了弹劾，并已利用了至少60次”。因此，最后甚至主张“英国应该加入美国”。[5]
    当然，英国人开始强调英美特殊关系，是在英美强弱角色互换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冷战”的出现，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是英国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一次表白。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础的“三环外交”。战后英国两党一直强调丘吉尔所鼓吹的英美特殊关系，认定这种政策可使英国从美国那里获得较多的好处，同时又可以凌驾于西欧各国之上。因此，英国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感情”上一直与大西洋那一头的美国更为接近，以致伙伴们干脆称其为大西洋派（与欧洲派相对）。正是这样的外交政策，使英国对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采取观望的态度。
    但从历史上看，“英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是不能分开的。英国经济最初是以欧洲为原料产地和主要市场发展起来的。”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有所下降，其时间大约为一个世纪左右。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英帝国逐渐解体，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又不断增加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经济之需要欧洲超过了欧洲经济之需要英国”。英国终于“回到”了欧洲。“这不单纯是历史的循环，而且是历史的嘲弄，因为英国被认为是趾高气扬、活力正旺的年头‘离开’欧洲的，当它‘返回’欧洲时，却是老态龙钟，病魔缠身，步履维艰了”。[6]（P.11 ）英国的经济不可能离开欧洲。而战后英国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种回归，指望依靠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维持大国的政治地位，指望用英联邦或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来保持其世界大国的经济地位，主观愿望与客观趋势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若即若离。反过来说，英美特殊关系也越来越成了英国加强同欧洲大陆各国联系的障碍，而殖民帝国早就“夕阳西下”。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往往视英国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7]（P.110）成为英国向欧洲进一步靠拢的牵制因素。
    英国几经摇摆终于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然而历史的包袱和传统的影响等多元因素，一直妨碍英国在欧洲建设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形成的英国政治文化与心理状态，使英国人十分看重他们的历史传统。英国统治集团对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曾经拥有的显赫与荣耀，难于忘怀，他们不甘心英国降为一个普通的二流欧洲国家，担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会使英国丧失其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因素，战后50年来英国对欧洲联合一直持与大多数伙伴国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欧洲和世界格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给英国的对外关系及其国际地位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使英国的欧洲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总的说来，英国自加入欧共体以来，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和欧洲伙伴国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像英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不仅经济上需要倚重欧盟，而且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可能离开欧洲独立发挥作用。但英国与欧洲的这种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长期的历史传统和外交政策所形成的惯例还会有所表现，近来欧盟在关于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时，英国虽然是重要的国家之一，但当作为北约总司令的美国作出强烈反应后，也就是欧盟与北约发生冲突时，英国仍然表现出首鼠两端，极力照顾和安抚美国，担心影响英美特殊关系，可谓哪头都要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