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讲了我国世界史学科在1949年以前的情况和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注：我的发言题目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历史回顾和前景展望》， 其中有些内容已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故这里从略。）。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下面重点谈两个问题，请同志们指教。
    一、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旧中国，各大学所设的外国史课程绝大多数是西洋史，中学讲的也是西洋史。欧美以外国家的历史不受重视，研究的人很少。总之，那时世界史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推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整个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统治阶级和知识界上层普遍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之为效法的榜样，西洋史自然便占了支配地位。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当然不能再像旧中国的统治者那样只把眼睛盯着欧美列强，而必须放眼世界，全球在胸。世界史学科终于建立起来，并在1978年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可以断言，世界史学科在今后必将有更大的发展。这是因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革开放，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了解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0页。）。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篇讲话中，着重讲了学习中外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前，某些大学的世界史队伍有萎缩的现象，有的人放弃了所学的专业，“奔钱”去了。我认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从长远看，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广大干部和人民了解世界的愿望也必然要日益强烈。研究世界历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以上谈了在我国研究世界历史的必要性。那么，中国人研究世界历史的可能性又如何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吗？有的人认为，我们掌握的外国资料不足，特别是缺乏第一手史料，因此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还不如多翻译一些外国史学名著。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但是错误的看法。材料确实重要，但不能把材料的多少问题绝对化。本国人研究本国历史，当然材料充足。但是异国的学者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纵使就总和说不如本国学者掌握的那样多，仍然能写出高质量的论著。理由有二。第一，本国人对本国的国情、历史固然十分熟悉，但有时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反倒对有些问题看不出来，或看不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习焉不察”，这类事情是常常有的。例如，已故英国史学家E.H.卡尔写的多卷本《苏联史》（已出14本，未写完），其学术价值并不低于某些苏联学者写的同类著作，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客观一些。再如，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做过许多研究，其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它们所藏的中国史籍虽然相当丰富，甚至有一些在中国已经找不到的“珍本秘籍”，但就总和来说仍然不如中国多。1949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购置的世界历史图书日益增多，大大超过解放前。就现代外交史这个范围来看，美、英、日、德、苏几个大国的外交文件，我们基本上都有，严重缺乏的只是法、意两国的外交文件。但这是可以陆续添购的。再者，本国人研究本国历史，固然拥有大量材料，但就近现代史而论，任何人也不可能在史料的掌握上做到“竭泽而渔”。例如，同盟国于1945年卤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1880-1936年），就有400吨之多（注：见D.C.瓦特等三人合著：《20世纪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zoth Century ），伦敦1967年版，第17页。）！《德国档案指南》，到1991年已出版了84卷。这么多的材料，一个学者即使能活到100岁，24小时全不休息， 也是看不完的。所以，我们只要拥有了基本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第二，大学者所用的研究材料大都是一般人也能见到的，所谓“大路货”。一般人看这些材料，发现不了问题，而大学者因具有通识和卓越的眼光，就能看出一般人看不出的问题。陈寅恪的名篇《桃花源记旁证》，所用的材料无非是《晋书》、《水经注》、《太平御览》等习见的材料。但过去人们读《桃花源记》，只看出这是一篇“寓意之文”，而陈先生却“别拟新解”，认为这也是一篇“纪实之文”（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179页。）。鲁迅曾批评胡适的研究方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以炫耀人目”。他自己的研究方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注：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见《鲁迅全集》第1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鲁迅强调的是史识。 本着同一道理，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材料和正确的研究方法，虽然看不到“孤本秘笈”之类的稀有史料，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二、要力图保住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研究“点”，然后以点带面
    我们通常所说的“点”，也就是科学群体。1978年以来，在一些大学已经建立了一批世界史的“点”，如南京大学的英国史的“点”、杭州大学的法国史的点、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的“点”等等。至于美国史的“点”就不止一家了。建立一些“点”，很有必要。科学发展到今天，光靠个人单干，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在古代，在近代早期，一些大师巨匠能精通几门业务。例如，达·芬奇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人要想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几方面同时取得巨大成就，是办不到了。不仅如此，即使在一门学科的领域里，也需要通力合作，自然这种合作要以个人研究作基础，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都有很好的科学群体。例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室集中了一些学者，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等人从1939年起开始集体研究元曲，定期聚会，各申其说，互相讨论。1952年出版了《元曲选释》6册， 注释堪称详密精确。再如，创建于1930年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也是一个有名的科学群体。1947年奥本海默出任所长，他既是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学术带头人。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要设法彼此互相解释。”在他的领导下，该所的物理组成了研讨当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的活跃中心。
    上面所说的我国世界史学界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点，来之不易，并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近几年，某些“点”有所削弱，或人员流失，或经费不足，等等。我希望有关领导和仍然在“点”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它们保住。一个“点”办得好，可以出一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可以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体现一个系甚至一个学校的特色。一个“点”办好了，还应发挥带动相邻学科发展的作用。例如，一个大学历史系的英国史研究作出了成绩，这个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水平理应也得到提高，因为英国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理想的“点”，应当是“以点带面”，而不是“以点代面”。
    在结束我的讲话前，我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坚守岗位，把世界史学科继续发展下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