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廷萨林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诗歌，例如《夏日》、《小河》等，最能体现他的诗人天赋。他娴于运用轻柔、明快的笔调做细腻的抒情描写。
    就创作风格而论，阿尔廷萨林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文学所固有的那种劝诫式的手法，但其作品显然已是着意于凭借情节构建起来的更具文学色彩的创作，尽管其中劝诫的成份依然很重。
    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影响。例如，在他那些论及教师的诗歌中，便有受法国歌谣诗人皮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年）的《课堂》一诗影响的痕记。在哈萨克人中，他是将优秀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译成哈文的第一人，经他译介的作家有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等。作为一位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增强促使他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他曾撰写了两篇民族志方面的论文：《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嫁娶风俗概论》和《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殡葬和悼宴风俗概论》。在对婚嫁礼俗进行详尽研究的过程中，他全面考察了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这些习俗构成的影响，对封建宗法制社会生活的保守性及草原妇女的无权地位给予了激烈的批判。
    阿尔廷萨林对搜集、整理和出版哈萨克民间口头创作亦多有贡献。《吉尔吉斯语文选》中辑入了他所搜集到的部分资料。这部分资料主要是民间传奇、壮士歌和童话，例如：《萨杰米尔汗》、《英雄加尼别克》等。1874年，他被俄国地理研究学会接纳为会员。
    四、历史地位
    纵观阿尔廷萨林的一生，他在推动哈萨克斯坦教育事业中的功绩，无疑最当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成功创办了四所二年制俄-哈中心小学、一所手工艺学校、一所女子学校、五所乡级小学和两所俄罗斯移民子弟小学。阿尔廷萨林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的教育生涯具有特别的意义。是时的哈萨克草原，儿童接受宗教启蒙教育依然是人们信守的传统；而沙皇殖民政府不甘容忍伊斯兰教与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民心，开始推行俄式教育，欲借此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巩固其殖民统治。同时，行政改革后，政府亦需要从当地民族中培植忠于沙皇政府的官吏。按照沙皇政府的意愿，这类官吏应成为他们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
    阿尔廷萨林正是这两种势力角逐于文化领域的境况下开始其教育生涯的。身为政府学监，阿尔廷萨林自然无法完全摆脱官方教育政策的制约，但他的具体办学主张与殖民当局俄化、奴化异族的险恶用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殖民主义者把在哈萨克斯坦兴办教育视作从语言和信仰两方面割断哈萨克人与本族历史联系的一场“精神战争”（注：详见А·库泽姆拜依乌勒等：《哈萨克斯坦通史》，第279页。 ），那么阿尔廷萨林则在教育事业中更多地看到是它对本民族进步的推动作用，并笃信教育是提升民族精神素质与生活质量的惟一途径。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为：
    1.顺应时代的发展，倡导新式教育，使哈萨克人的初级文化教育逐渐摆脱宗教束缚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教育的世俗化是封建晚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之一，这在19世纪的俄国内省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边疆地区，情形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儿童的初等教育均是在清真寺小学内进行的，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那里，教学完全没有计划，更谈不上什么教学法，只是让学生们机械地背诵以宗教信条为内容的阿拉伯文读本或索性直接背诵《古兰经》原著。这种机械地背诵，达不到识字的目的，加之充任教师的多是些对阿拉伯语知之不多的毛拉，因而学生毕业数年后大多又成为文盲。清真寺小学尽管教学水平不足称道，但却因数量众多而形成了规模极为宏大的低级学校网。通常，每一村或镇的清真寺均下设一所小学。这一现象甚至在汗权消亡之后仍然存在，如据沙俄政府的一份统计表明，20世纪初仅突厥斯坦边疆区就有不少于五千所的伊斯兰教初级小学。因此，削弱乃至消除宗教初级学校在教育中所占居的优势、兴办新式世俗学校，便成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水平的先决条件。阿尔廷萨林正是这样做的。
    他不仅努力兴办新式学校，亦对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加以改造。他将宗教排斥在教育之外，把近代世俗文化知识作为儿童初级文化教育的主导内容，甚至引入了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而不仅使教育与时代相适应，亦与民计民生联系得更为紧密。教育不再是宗教独占的领域，它在国民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因宗教势力的强大和民众对俄国人的不信任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给对手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它对推动哈萨克国民教育世俗化，意义是重大的。
    2.使教育开始面向大众。在阿尔廷萨林之前，草原上大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俄式学校：一为官办学校，此类学校的办学方针固然是为殖民统治培养人材。创办于1789年的“亚洲学校”，被视为哈萨克斯坦俄式教育的开端。该校是为行政当局培养诸如翻译和书记人员之类的低级官吏，生源来自当地有产阶层的子弟。从移民子弟中培养当地行政机关官吏的作法，始于1813年鄂木斯克军校（1847年改建为西伯利亚武备中学）和1825年的奥伦堡军校（1844年改建为奥伦堡涅普留耶夫武备中学）的创办。在此类学校中，亦有极个别一些哈萨克封建权贵头面人物的子弟入读，时年十二岁的瓦里汗诺夫就曾于1847年入西伯利亚武备学校学习。此类学校的开办，标志着沙俄采取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殖民政策的战略转移，由初期的倚重武力征服转向开始注重采用文化手段来强化对哈萨克人民思想的有效控制。
    另一类是非官办俄式学校，此类学校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例如，1716年创办的兹梅伊诺戈尔斯克铅锌矿小学和1765年由专业技术军人创办的几家所谓“驻军小学”（гарнизонная школа）。此类学校是俄国移民、驻军或哥萨克人为解决子弟教育而自行开办的，对当地土著居民子弟的教育没有构成什么影响。
    阿尔廷萨林明显受到诸如乌申斯基（注：K ·乌申斯基（1824 -1870／71年）， 俄国教育科学的奠基人。 ）等俄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的影响，致力于使教育面向广大民众。他倡导在每一乡开办流动初级小学，促使教育走向社会下层，不再被局限于为殖民当局培养小官吏或仅服务于富家子弟；他倡导创办手工业或农业技术学校，使教育直接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他创办女子学校，令女子无权地位得到某种改善。阿尔廷萨林推动近代科学知识在民众间的传播，不仅向哈萨克人介绍着物质生活的知识与技能，更为他们应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提供着精神准备。由此产生的最直接的成效，便是促进了近现代哈萨克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而这正是推动哈萨克社会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阿尔廷萨林的另一大历史功绩表现在他对哈萨克民族文学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的创作使哈萨克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被誉为哈萨克书面语和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之一，是继瓦里汗诺夫之后的又一位近代文学与语言大师。在哈萨克民族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于自己的作品中涉及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生活主题”的作家，（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第324页。 ）对近现代哈萨克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创造风格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又因他的创作对象主要为儿童，故他也被视为哈萨克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诚然，阿尔廷萨林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限制。他夸大了教育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他虽然对社会落后现象提出批评，但没有找到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变革主张，而“只是努力试图将宗教与科学分离开来，并同那些不管源自何处的野蛮的偏见做斗争”（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诸民族文学史》，第326页。）。 这是他那个时代大多数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