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还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
    在笔者看来，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再见！世界革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随着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
    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
    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即将缔结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为此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要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到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重大转折。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毅然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
    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
    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
    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流和反复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秩序得以保证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美、苏、英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对雅尔塔体系非常满意，他曾指着地图向其下属一一列举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的新疆域。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而这些都是与西方合作给苏联带来的好处。斯大林后来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