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广泛、悠远和互动的交往而论，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中国学者撰著的伊朗通史出版。我们见到的中译本《伊朗史纲》（伊凡诺夫著、三联书店1958年版），是一本简要的伊朗通史，下限只到1951年。另一中译本《伊朗通史》（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著、经济日报社1997年版），是从伊斯兰时期开始、下限只到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从头到尾都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伊朗通史。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孙培良教授的课题组，曾筹划编十卷本的《伊朗通史》。然而遗憾的是该计划中公开出版的惟一的《萨珊朝伊朗》卷，也是在孙培良教授1987年去世后，在他的弟子杨群章教授多方努力之下，才于1995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编完《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之后，深深感到编写一部多卷本的伊朗通史，自然是非朝夕之事，而且困难重重；即使编写一本简要的伊朗通史，也决非易事。写书繁长固然特别费力，写书简要亦须功夫。以综合概括而论，消化英国八卷本《剑桥伊朗史》就需要很多时间。伊朗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伊朗是一个产生过多种文明、吸纳过多种文明和经历过诸多文明交往的大国。要用25万字的篇幅，即使理清一个独立的发展脉络，也要付出几番心血。首先我认为撰写由古及今的国家通史，对认识伊朗的全貌，至关重要。这就是我编纂这部《中东国家通史》的主旨所在。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这是理解古今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同史圣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同属沟通古今联系的至理名言。历史学的任务就在于考察过去与现在、古与今的联系，更深刻理解人类社会上下内外相互联系与变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史学家理应克服困难，编写力所能及的伊朗通史，以加深对伊朗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本简要伊朗通史，就是初步的尝试。其次是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关系。2000年8月在奥斯陆举行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史学家们提出了“普世史可能吗”的主题。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在主题报告中认为，自希罗多德起，历史学家就开始尝试撰写全球史。但欧洲学者遇到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缺乏了解的问题，而且显露出与帝国时代的罗马相联系的“文化傲慢”和“欧洲不可战胜主义”的传统。二战后，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资助多卷本世界史的撰写，但也未能提供能被欧洲和北美大学所采纳的世界范围内重构世界史的任何范式。全球化趋势促进了全球史的发展，知识界要求对国别史和欧洲史进行重新定相和定位，将其纳入能更好应对21世纪将出现问题的框架中。这些认识在中国世界史撰写中也得到了证实。世界史当然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但没有国别史的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特别是诸如对文明交往的环节与链条上比较和连接的研究，很难形成全球史的主导风格。最后是20世纪广泛讨论的文明冲突问题。从斯宾格勒、汤因此直到亨廷顿，对此问题都各有独特的研究。至于文明史和文明问题的著作，在国外和国内都已有诸多成果。在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说，西方的现代商业主义者担心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因而依旧从赢家和输家或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大会主题的第二个副主题就是“若干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明冲突”。美国学者迈克尔·P·阿达斯和本特利都主张考察文明之间的互动进程，而对美国的例外论者的价值和体制的普世有效性，表示异议。一些发言人通过历史个案的具体分析，来考察文明冲突和全球史的关系，这和我近些年来对文明交往论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其实，伊朗通史也就是人类文明交往问题（包括冲突与融合）的具体而典型史例。我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中曾谈到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以下几点与伊朗通史有直接关系：
    1.宗教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伊朗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从古到今，宗教都是伊朗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伊朗各民族文化的各个门类，都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伊朗各时期各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伊朗的文明可以说是宗教文明。伊朗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而且宗教因素也深深渗入社会生活底层之中，凝结为群众社会心理。
    2.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一个外化与内化过程伊朗像一切古文明国家那样，这种“化”的过程表现得特别复杂。一般而论，总是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融化，即使后进文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民族，也逐渐被先进文明所融化。此外，有些古文明消失了，很少影响后来的文明。在伊朗则有不同表现。伊朗经历了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和互斥、互动、互容、互相渗透的各种文明的交往；其内化基线是一条民族涵化的基线。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就伊朗伊斯兰化问题写道：“伊朗人采纳了伊斯兰教并把它改造成一种定居人民的宗教……正是由波斯人修正过的这种伊斯兰教形式从11世纪起逐渐向印度、土耳其和中国扩展。非常古老的农业国埃及同样也选择了这种伊斯兰教形式，以摆脱阿拉伯人所应有的伊斯兰教和贝都因教。”现在，伊朗正处于一个伊朗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内化与外化过程。
    3.传统与现代这一条文明交往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在伊朗有着典型的表现调节好传统与现代这对环节的积极运行，成为伊朗的老、大、难问题。伊朗从巴列维王朝的两次“西化”改革，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伊斯兰共和国也在艰苦地寻找调节这对环节的结合点和平衡度。教训和经验都集中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契合线和选择的适合度上。所谓契合线和适合度，是指谨慎寻觅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深层联系，使之适合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所谓适度具体表现有三：渐进性的改革速度；传统性中精华与现代性相通或相似度；传统中保守内容的群体性思维行为定势与现代性的沟通转化程度。传统性是活在伊朗现代民众中过去的文化，通过这些活着的文化来发现现代人生活，成为与现代性接轨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