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冲突和整合，这是伊朗文明交往中始终相互伴随的矛盾统一的环节伊朗历史说明，冲突和整合不是绝对的枘凿不相合、水火不相容，而是有拒有纳、有交有往。作为伊斯兰国家，自然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时甚至很尖锐，但也经常处在整合状态。我这里用“整合”这个现代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既含有融合内容，也表示整体综合集成的主旨。这对伊朗伊斯兰文明的现代演进，对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当代互动过程，特别重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以后的进程说明，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综合创新。文明归根结底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类创造物。人类各种文明从来就是相异与相通、本土性与世界性并在。这就是整合的依据。
    总而言之，人类文明的相通相知之处甚多，智者常会越过时空限制而打开各种文化壁垒。13世纪伊朗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伟大诗人贾拉里丁·鲁米（1207年～1273年）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心灵诗人”，便是许多事例中最有说服力之一。一本收录了他代表作的英译本在美国销量达到50万册，让所有当代的诗坛明星都望尘莫及。他的影响力远超出文学领域，激动的美国读者们组织书友会和沙龙朗诵他的诗歌，组织诗歌节或者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纪念他。收录他的爱情诗歌的CD，打上了Billbord前20名单榜，其中朗诵他的诗歌有麦当娜和黛米摩这样的流行文化明星。还有人为他拍摄了影片。对于鲁米这位生活在700多年前的异域不同文明的诗人，引起当代美国人关注的现象，按照一位鲁米诗歌译者的说法，是和诗人本人经历一样神秘。其实，深究起来，其秘密就在于：由于鲁米诗化了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教义，从而表现了人类文明相通相知的哲理。他的两行诗体的《玛斯纳维》（《训言集》）共6卷，25700多组对句，反映了13世纪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的各个不同方面，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它不仅以精密构思的寓言形式与历史故事，以丰富的哲学与思想而获得“知识海洋”美号，而且以尘世的爱与激情表现了人与神的关系，将苏菲派玄学思想升华为灵性诗意。这位“心灵诗人”以他强烈的诗情，吸引了越来越多陷入信仰空虚的美国普通人。鲁米的诗歌主题是人类文明的主题。在他看来，人的身上重合着两个世界：第一，只能用心灵慧眼观照的，如同无尽海洋的无限内在世界；第二，随着海浪起伏而随生即灭的泡沫般的外在世界。他所强调的对无限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正是对人生的探索。自然创造了生命，生命演化出了智慧，人类是地球上将智慧发展到最高境界的动物。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追寻生命的意义，可以用“探索”一词来概括。探索越深的思想，越有人类的共性，也更具交往性；对探索人生的深刻思想加以诗化，这种以诗意美就会促使人们心灵触动，去发掘内在的灵性空间。这就是当代美国人从鲁米诗歌中为自己灵魂寻找归宿，从而超越外在物欲、超越时空与文化差异的缘由所在。鲁米在诗中写道：“你是至福的鸟儿／生存在奇迹之中／如果你深陷牢笼／这多么悲惨／但你能重获自由／打破肉身的牢狱／马上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就是生命的圣哲与源泉！”这是探索和追寻人生之歌！它能打动另一个文明圈的大众，是因为它艺术地表现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不仅是美国人民，黑格尔、歌德、柯勒律支，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鲁米的赞颂。这种文明对话的交往，导致了鲁米圣歌在美国的复活。
    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了伊朗文学家昂苏尔·玛阿里的《卡布斯教诲录》在英国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这本写于1082年、被称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式的散文作品，在20世纪早期与西方文明的对话，由沟通而理解的交往，其道理和鲁米作品之于20世纪末期的美国是相同的。如果要再举实例，萨迪（1208年～1292年）和他的《果园》、《蔷薇园》历经七百多年，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限制，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珍品，也说明了文学交往在沟通人们的心灵和加深理解的重要作用。文学交往属精神文明方面的文化交流，它是赋有提高世界人民精神境界、并使民族文学汇流成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世界文学。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交往的长河中，有如涓涓细流，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成为推动社会走向文明化的重要动力。关于对话与交往问题，我还要提到两本书。一本是霍尔斯特著、章国锋译的《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这是一本对哈贝马斯对话哲学的简要介绍。哈贝马斯是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涉及到“对话”与“交往”这个哲学问题。从我接触他的这个理论以来，总感到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他过分强调了语言交往的分量，忽视了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在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他只注意某个社会内部的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问题，而没有重视在全球背景下的文明间的对话和交往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逻辑或句法，必须有不同的知识论句法来表达。任何用单一的主体间对话模式来表达不同文明类型的对话，都于事无益。哈贝马斯声称他的交往理论“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矛盾”。这里可以用福柯批评他的话：“交往的乌托邦！”还有一本是孔金、孔金娜著，张杰、万海松翻译的《巴赫金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这本对巴赫金思想概括的著作，与谈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种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范畴。巴赫金在流放生活中对学术问题的探讨，小心翼翼地寻找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达到了他理想中的综合。他在解释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百科全书”的结论时说：“俄国生活在此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声音说话，用时代所有的各种语言和风格说话。”这是巴赫金的机智抗议对话形式。因为下面有哈塔米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提出，有必要对哈贝马斯和巴赫金的对话交往，作一个回顾。
    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的编后记中，曾提到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关于交往哲学的“对话主义”社会本体论。从漫长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冲突过程中，布伯的“对话主义”交往理论的出现，说明了中东和平进程中人类智慧的成长、理性因素的增多和文明交往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在《中东国家史·伊朗卷》中，看到了伊朗总统哈塔米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这是继犹太哲学家布伯之后，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领导人所表现的明智之举和开放气魄。伊朗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仅是发展和扩大对外的国际交往，而且要吸取国际的经验、消化人类不同文明成果。“对话”是消除对抗的文明交往方式，是解决文明冲突、破除文化壁垒的首要途径，是国内和解和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联合国曾对“文明对话”作了积极反应。尽管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0年10月29日的《伊朗和核弹》一文中，以恐惧心态预言伊朗对美国将进行“挑衅性文明对话”，但对话浪潮是大势所趋。21世纪文明化交往的新时代曙光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