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的大都市如果说早期城市环境史学家同城市史学同行一样，关注点尚在城市内部，考察人类活动、政策实施与技术使用，如垃圾与污水处理，能源利用与工业污染等对城市环境与人群健康产生的影响。那么，新的研究模式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均打破了城市的人为边界，通过时间上将城市的演化史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更为漫长的农牧业历史的结合，从而在空间上对城市环境史的疆域做出了根本性的拓展，对城市与其腹地的环境进行整体的有机考察。这一研究始于威廉·克罗农所著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一书。《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于1991年，赢得次年的班克罗夫特奖。它不仅为城市传记史的书写开创了一个新范例，也为城市环境史的开疆拓土打开了新的局面。芝加哥，这个在美国西部异军突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是美国城市史中的研究焦点。无论是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抑或新生的社会史学家均在那里找到施展史才的天地。然而克罗农的著作却将史学家研究芝加哥的天地扩展到了整个西部的苍穹之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思考这个自然的大都市形成的原因。
    在《自然的大都市》为城市环境史开疆拓土之前的十年，塔尔与麦乐西两人已在环境史的版图中为这一新领域树立了地标，然而《自然的大都市》的出版具有两层重要意义。②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博得盛名的环境史学家如沃斯特、克罗农、罗德里克·纳什等人皆以农业与荒野环境史著称，在环境史本身尚属新兴学科之际，城市环境史更是边缘。而作为环境史风纪创立者之一的克罗农投身这一领域，则令城市环境史进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地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农通过“商品流动”对都市及其腹地进行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追索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模式。
    克氏的新模式建立在对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创立的杜能圈所做的生态史解读之上。1826年，冯·杜能出版《孤立国》(The Isolated State)一书，在该书中，杜能对中心城市与其腹地的经济与地理关系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模式。一个中心城市譬如一个独立国，其腹地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与城市市场直接发生联系。通过计算地租与交通耗费，农民理性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据此而决定城市腹地农业生产的环状分布。距离城市最近的生产圈主要从事蔬果与乳业活动；第二圈则为林业圈；第三圈是粗放型粮食生产圈；最外一圈进行畜牧业生产。克罗农承认，虽然相较于城市及其腹地复杂多变的实际关系，这一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然而它仍能够行之有效地解释芝加哥在19世纪的迅速崛起。不同点在于杜能圈的林业圈处于城市外围的第二环，遵循普鲁士自17世纪以降发展的“有效利用”的科学林业，而美洲大陆在芝加哥兴起之际尚且处于资源不竭的神话当中，因此毫无节制的森林砍伐位于畜牧业的外环，而最外围则是美国西部地区19世纪的荒野与土著人的采集狩猎与皮毛贸易。当然，克氏对于杜能圈的运用也绝非止步于局部上的修正。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一个经济与地理学的理论做出生态学与历史学的发展，使凝固的理论融入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9]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克罗农指出杜能圈对于城市在其腹地的辐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演替的故事。资本所向披靡的力量改变的不仅仅是令林立高楼取代遍布河畔的丛生野蒜，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大平原地区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变更。正是在这里，克罗农走出了割裂城市与自然的人为边界，在城市资本运行的井然秩序中发现了城市与城市之外乡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杜能圈的每一环新的拓展都是一个新旧生态系统交替的过程，整饬的麦田取代本土的草原，饲养的牛羊占据了野牛群的生态位，而五大湖地区的森林则在肆意的砍伐中迅速消失。克罗农强调，这是第二自然取代第一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经济、技术、政治力量塑造的生态系统取代自然力量形成的生态系统的过程。
    “第二自然”的概念绝非克罗农的首创，然而将之引入环境史的研究却是自克氏始。早在《土地的变迁》一书中，克罗农便已通过土著人对新英格兰土地的使用模糊地提出了这一概念，而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克罗农开始坚定不移地推动对此概念的思考。此概念是对城市环境史学家长期讨论的自然与人工环境关系的调和，其初衷在于强调人工创造的环境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而环境史恰恰发生在这种联系之上。然而，在克罗农的引导之下，对于第二自然的讨论则不再停留于城市环境史的领域，而是吸引了大量的后现代史学家，令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对“自然”进行解构。③起先，在部分环境史学家看来，人造环境一词太过冰冷，而第二自然则更为温情脉脉。此后，在后现代主义浪潮冲击之下，部分环境史研究者也积极投身于语言学转向的洪流当中。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下，自然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建构，而非客观的物质存在。而同此浪潮互为声势的则是以种族、阶级、性别为主线的后现代文化分析。对于任何一位新锐史学研究者而言，后现代首先意味着挑战权威，个中过程极为冒险，然而又充满趣味智性。沃斯特、克罗农等人当年在历史学界的异军突起便是对兰克以降西方史学范式的挑战，而在环境史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当日的叛逆已成今朝的权威，新的叛逆者应运而生。这一波新的挑战便来自深受社会史研究浸淫的中青代环境史学人。他们认为，老一辈的环境史学者将自然与人关系中的人作为类，因而罔顾在此交互作用中，科、属、目、种等各色族群、阶级、性别的人同自然关系的不同。这里预设的前提是自然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产物，地球上已无未经人类干涉的生态系统。如此一来，形成了后现代环境史学家的逻辑：既然自然是一种文化建构，人工与自然环境之间则不存在差别，那么，环境史对自然的强调便成为无的放矢，一切研究便又回到对于人工环境或曰文化力量的讨论之中。
    沃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转换的到来，因此强调自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存在，从而对抗历史研究乃至人类思想中对待自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忽视。在其经常为城市环境史学家所诟病的段落中，沃斯特写道，在人类以各种方式对自然进行改变与修正的今天，“‘自然’和‘人工’之间似乎就可能不存在实际的区别了。然而，差别是值得保存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力量在运转……这些力量冲击着人类的生活，激发起某种反应、某种抵抗、某种雄心。因此，当我们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时，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主题。”④[10]
    事实上，环境史自发端伊始，便未曾忽略对社会边缘或者弱势群体的关注。从沃斯特在《尘暴》中对生态难民充满同情的描述，到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对女性与自然特殊联系的强调，到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中对白种人文明优越论的质疑，再到克罗农在《土地的变迁》中对印第安人生存状态的肯定，环境史学家在环境史开创之际，便挣脱了精英史、政治史的羁绊，发现了历史构成中的不同力量与关系。[11]与其同时代社会史创立人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深邃，使史学的关照穿透形形色色的事物，到达一个同我们息息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世界中。自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这是环境史对历史学最大的贡献，而就此学科目前的发展来看，环境史学筚路蓝缕三十年后，在这场转换的冲击下，很有可能转回到“人类事物”是史学唯一主题的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