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济贫法制度除了具有上述社会功能以外，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旧济贫法制度具有稳定就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功能。14世纪的黑死病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家园成为流动人口，16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更使大量人口离开土地成为流民。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英国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依靠大量劳动力从事生产劳动，显然，大量人口的流动必然影响英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于是，如何为农业经济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便成为包括济贫法制度在内的早期英国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旧济贫法制度的重要经济功能之一，便是保证足够数量的从事农业经济的劳动力。因此，旧济贫法制度的各种相关内容无不与此目标直接相关，早期的劳工条例、对流民的惩罚条例和延续几个世纪的定居法都是如此，而对劳动救济措施的关注和强调同样是如此，旧济贫法制度正是适应英国农业经济并维护其稳定发展的一种社会政策工具。
    索拉尔在论及工业化以前英国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时指出：“英国的旧济贫法制度要优于欧洲大陆的贫民救济，不仅是因为英国的旧济贫法制度建立在依靠税收作为财政、覆盖全国及其救济的综合化的基础上，旧济贫法制度还对英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5)哈蒙德夫妇也指出：“18世纪的济贫法既是一种救济制度，也是一种就业制度。”(16)里姆林格更指出，旧济贫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所有无以为生者和没有经常性或间断性工作以维持生计者置于工作之上。为了实现就业的目标，旧济贫法制度管理当局有四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它们可以依靠公共赞助或者与私人实业签订协约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2)它们可以通过限制行乞或者使救济很难得到以迫使穷人为自己寻找工作；(3)它们可以为贫民儿童寻找就业机会以便使其能为家庭收入提供补充；(4)它们还可以通过提供工资补贴以促进贫民就业。上述四种办法在整个17-18世纪都曾被广泛采用，而第一种办法在18世纪初更为流行，第四种办法则流行于18世纪末。(17)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逐步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农业社会需要大量劳动者固着在土地上，而工业社会则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于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便与旧济贫法制度下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与束缚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工业革命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太普遍，太强大，以致不能用个人手段予以阻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愈益不耐烦地感到那些障碍还在对抗它的进展，”旧济贫法制度尤其是定居法成为严重阻碍英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自由劳动力形成的主要因素。早在1753年，罗格·诺斯就已指出：“定居法使得贫民被囚禁于他们所在的城市并深陷于贫困之中，他们被剥夺了通过移居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以改变其生活条件的办法。”“人们需要工作，工作也需要人，工作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被定居法所割裂。”(18)威廉·皮特也指出：定居法“阻碍了工人到他可以根据最有利的条件出卖劳动力的市场上去，同时也阻碍了资本家雇佣那些能为他所投的资本带来更高报酬的能干的人们。”(19)旧济贫法制度所具有的经济功能与工业化的发展所期望的济贫法制度经济功能的变革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明显，济贫法制度经济功能的改变意味着它的本质必然发生变化。于是，新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便从旧济贫法制度所具有的保证农业劳动力规模以促进农业经济稳定为主，变为提供大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以适应工业经济的发展为主，并发展成为适应和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工具。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为英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劳动力仍然是新济贫法制度的重要经济功能之一。院内救济与次等权力原则等使得大部分贫民难以将进入济贫院作为自己的首要选择，而是把依靠自己工作维持生活作为主要选择。芬纳在论及新济贫法中的次等权力原则对英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次等权力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它从理论上具有了将对身体健全的工人的救济与自由劳动力市场、工人阶级的勤劳、远见与独立意识等的发展衔接起来的可能性。(20)里姆林格也认为，次等权力原则是一种新的劳动力政策措施，如果得以充分实施，将使得救济不仅“安全”而且“持续有效”，反映了新的市场文明的商业价值观念。(21)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新济贫法制度的另一经济功能。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但却导致社会问题的社会化，工人阶级生活的贫困化，劳资关系的对抗化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极端化，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势必影响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如何有效缓解社会问题，减轻贫困化程度，化解社会矛盾，不仅成为英国社会政治的需要，也成为英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新济贫法制度虽然实行严格的院内救济与次等权力原则，但其从救穷改变为济贫却扩大了接受救济者的人数，院外救济的事实存在也发挥了一定的救济作用，从而比较有效地缓解了英国的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芒图在论及新济贫法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顺利进行的影响指出：“在欧洲革命和战争期间继续开展着的那一伟大的经济运动，多亏新的恤贫法才把若干使其进展延迟的障碍搬开了。在某些地区中，教区发给救济金使得反机械化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救济金部分地补偿了工业前此所提供的家庭劳动的工资的损失，而且比工资又有不费任何努力的好处，人们看到乡下纺纱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纺车。”(22)英国济贫法制度的政治功能济贫法制度不仅具有社会与经济功能，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济贫法制度确立了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的合法性。宗教改革以前，英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基本上是一个神权社会，教会不仅拥有极大的宗教权力，更拥有广泛的世俗权力，同时也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神权政治的合法性不仅依靠宗教的精神控制，也依靠教会地产与什一税等经济力量，更与其所实施的广泛社会救济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由于宗教慈善救济所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才使得英国社会对神权国家表示认同，亦使得神权国家的合法性得以确立。维尔纳·格兹曾就教会的救济功能明确指出：“在那个‘国家’还没有社会政策的时代，除了对灵魂的关怀和教育，修道士的第三个任务就是社会救济。”(23)宗教改革在英国开始了一场神权国家向民族国家、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权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最终通过17世纪革命的形式加以完成。但是，权力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与政府合法性的确立，权力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重大转型过程，重大社会转型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必须通过责任承载的现实性加以实现。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力的建立通过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实现，但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必须通过建立相关社会政策，承担原来由神权国家与宗教组织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方能确立。因此，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出现，不仅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和近代社会政策的起源，也是实现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力合法性的需要。于是，从宗教改革开始，英国对贫民的救济逐渐从依靠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教会救济，转变为依靠建立在民族国家责任理念基础上的政府救济政策。正如斯莱克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改革与解散修道院“意味着16世纪英国的济贫改革，不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只是对现存规定的重组或增补，它需要世俗政府和单个捐助者的介入去取代教士的职责，因此，它看起来好像就是从头重建一个社会福利体系。”(24)斯莱克进一步指出：“1500年以前，对贫民的救济与帮助表现为各种方法的混合，如宗教性机构--修道院、兄弟会以及基尔特、城镇的劳动介绍所、济贫院以及教堂捐助等，除了有关要求劳动、惩罚乞丐和流民的法令外，国家对济贫几乎没有参与和行动。然而，从1530年以后，政府干预、中央化以及统一化的趋势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强。”(25)斯莱克的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德国经济史学者豪斯赫尔指出，宗教改革与解散修道院“这有损于履行旧教会履行过的救济义务。旧的修道院居住者们凡是不住在自己家里的，多半被人毫无顾忌地抛向街头，变成乞丐。当时，对贫民的救济和教育关注甚少。这就是英国为什么在十六到十七世纪的转折时期制定世俗的济贫法的原因。”(26)里姆林格也指出：“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及政府逐渐认识到，它们不得不关注由于大量的贫困个体所导致的问题，事实上，几乎从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之时，贫困便成为国家必须关注的问题。毫无疑问，如何处理劳工贫困的问题，在那些关注国家经济政策的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27)其次，济贫法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享有社会救济的权力。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中享有救济权力的比例极为有限，最初的贫民法以惩罚为主，毫无公民权利的色彩，随后的济贫法制度表现出一个以惩罚为主逐步走向惩罚为主救济为辅的变化过程，济贫法将贫困群体划分为“值得救济者”与“不值得救济者”两种群体，享有救济权力者仅仅为一小部分所谓的“值得救济者”，且受到家庭收入、个人品行、居住地点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不值得救济者”不可能得到救济，而必须接受相关强制性劳动，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显然，早期英国济贫法制度是一种救穷不救贫性质的社会政策，但对所谓的“值得救济者”提供有限的救济，应该说已是对英国公民享有救济权力的一种认可，这种认可随着英国社会的变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变化而逐步发展变化。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公民享有救济权力的扩大成为济贫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