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布什收到了莫德报告最终文本的副本。此前不久，布什决定派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乔治·佩格拉姆和同是该校的物理学教授哈罗德·尤里(Harold C.Urey)前往英国，专门实地调查英国的核研究，同时希望与英方共享所有的核研究情报信息。佩格拉姆和尤里首先同英方新成立的“管合金局”(Directorate of Tube Alloys)官员进行了会谈，而后拜访了一些英国大学里的核物理学家，探讨了一系列核研究问题。
    查德威克向他们表示，根据英方的研究，有90%的把握能制造出原子弹，战时使用这种武器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弗朗西斯·西蒙(Francis Simon)(61)、派尔斯则与他们讨论了分离同位素铀235的方法问题。在比较了英美两国气体扩散分离法在工厂设计方面的差异之后，两国核物理学家一致认为，西蒙的方法是最有希望的，应给予最高的优先权。哈尔班(Hans von Halban)(62)关于铀—重水堆研究的介绍使佩格拉姆和尤里相信，在五到十年里，铀—重水反应堆所产生的动力会像石油或煤炭所产生的动力一样重要，但核动力研究在战时只是第二位的，如果德国人拥有核炸弹，战争会在几周内结束。然而，英美两国都不应忽视核动力研究在战后的工业价值。一位挪威教授则透露，德国人正从挪威每天获得4公斤重水，并订购了大量用重氢制成的石蜡(63)。
    与科南特英国之行不同的是，佩格拉姆和尤里此行是美方第一次专门为了核问题前往英国。英国方面相信，他们给佩格拉姆和尤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佩格拉姆和尤里访英之后的报告会在美国决定以极大的魄力去开展核项目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64)。然而，当11月底和12月初尤里和佩格拉姆先后回到美国的时候，布什已于10月9日获得了罗斯福总统批准扩大和深化军事核研究，国家科学院专家委员会也于11月6日提交了第三份评估报告。与莫德报告一样，这份报告论证了利用铀235制造原子弹的现实可能性，并建议进行相应的工程开发(65)。尽管如此，佩格拉姆和尤里从英国带回来的最新信息证实并扩充了之前得到的情报，为美国政府开启核项目决策的正确性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史密斯报告》提到：“事实上，这次访问和1941年夏天的其它交流的首要重要性不在确切的科学数据，而在于总的科学工作的印象。英国人，特别是J·查德威克，相信铀235链式反应可以实现。他们获悉挪威正以日产几公斤的速度生产重水，而且德国已经订购了大量使用重氢制成的石蜡；很难想象这些材料除了用在与铀问题相关的工作上还会有别的什么用途。他们担心，如果德国人在盟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战争也许会在几周内结束。佩格拉姆和尤里带回来的紧迫感具有重要的意义”(66)。
    综上所述，英国对于美国走上研制原子弹之路的推动性影响，有如抛砖引玉，其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尤其是莫德报告的影响。虽然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往往是内因，但外因可以转化为内因，从而起到决定性作用，英国对战时美国核项目开启的推动性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实例。
    玛格丽特·高英指出，“是莫德报告促使美国人采取了行动，毫无疑问，没有英方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原子弹投放之前结束，无论这是好还是坏”(67)。另外，她还提到，“英国与美国的特殊核关系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的科学家，包括来自德国的难民科学家，‘发明’了原子弹，但是，由于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巨大影响掩盖了英国的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常常被遗忘了”(68)。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者巴顿·伯恩斯坦也指出，“如果没有英国的研究，在其它方面对于资金、原料和科学人员的需求压力下，科南特和布什可能很容易屈服于谨慎的势头，他们可能提议将美国稀缺的资源用于其它看起来更可能增强美国、援助盟国和促进胜利的项目”(69)。因此，虽然不能下结论说，没有英国的贡献，美国就无法研制出原子弹，但如果没有来自英方最初的推动以及战时的参与，美国的原子弹不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前研制成功并投入实战。
    原子弹的问世无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也对战后直到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5年10月3日向国会递交的关于原子能的咨文中提到，“原子能的释放在国家关系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具有非凡革命意义的威力，以至于不能再在旧观念的框框里思考问题”(70)。
    英国推动美国政府开启核项目以及参与到曼哈顿工程之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大同盟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战时大同盟关系是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石。尽管对于英美“特殊关系”这个说法学界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战时英美之间的合作都达到了迄今两个主权国家间彼此合作的巅峰。一方面，英国能够对美国政府战时核项目开启产生推动性影响，并且之后参与其中，正是英美关系特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相比其它领域的合作，英美核合作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充满艰辛与曲折(71)，印证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局限性，因为它不可能违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这也正是那些质疑“特殊关系”说法的学者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
    ①曼哈顿工程，正式名称为曼哈顿工程区(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是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前身为1942年6月17日批准成立的“替代材料研发工程”(Development of Substitute Materials Project)，没有特定的地理范围限制，因工程总部一度设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而于同年8月13日更名为曼哈顿工程。1943年8月19日英美《魁北克协定》签署之后，英国(一些法国科学家属于英国团队)和加拿大参与到这项工程之中。《史密斯报告》，因其主要撰写人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系主任、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亨利·史密斯(Henry Smyth)而得名，正式名称为《核炸弹：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为军事目的利用原子能的方法发展的总的报告，1940-1945》(Nuclear Bombs: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of Using Nuclear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1940-1945.)。该报告依照1944年4月曼哈顿工程主管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Leslie R.Groves)的指示开始撰写，内容所涉及的技术信息皆为非密级的信息，1945年7月完成。同年9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早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发行，书名为《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关于原子弹制造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概述》(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That Went into the Making of Atomic Bombs.)，内容也做了些许改动。以后有多个版本，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文字。由于英国科学家对最初版本中关于他们的贡献提之甚少而感到不满，从1945年11月起的版本以附录的形式增添了艾德礼政府8月6日就原子弹发表的政府声明以及加拿大政府的简短说明。艾德礼政府的声明实际有一个内容更长的版本，主要是前首相丘吉尔和英国原子弹项目管理机构“管合金局”(Directorate of Tube Alloys)的秘书长迈克尔·佩林(Michael Perrin)所写，但其40页的小册子无法同《史密斯报告》260页的专著相比，因此影响也十分有限。
    ②代表性的成果有Michael Amrine.The Great Decision: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tomic Bomb.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 Richard G.Hewlett and Oscar E.Anderso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The New World.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2; Bruce C.Reed.Th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Berlin:Springer-Verlag,2014.
    ③代表性的成果有: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London:Macmillan,1964; Ferenc M.Szasz.British Scientists and the Manhattan Project:The Los Alamos Year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 Septimus H.Paul.Nuclear Rivals:Anglo-American Atomic Relations,1941—1952.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④Paul Kesaris.Manhattan Project:Official History and Documents.Reel 10,Part 16: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Washington D.C.: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77,pp.44～45.
    ⑤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 p.117.
    ⑥国内史学界并无关于“曼哈顿工程”或英美核合作关系史的专著成果，代表性的论文有：耿志：《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英美核合作》，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孙健：《论二战时期的英美核合作与英美核关系发展》，载《学理论》2009年第13期；陈蓓：《从英美第一次核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金飞：《从战时联盟到冷战联盟：1940-1958年美英核合作探析》，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⑦1941年6月28日，由布什负责的国防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与医学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Research)合并而成。布什任主席，直接对总统负责。副主席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负责原来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以及具体研制原子弹的S—1部门。
    ⑧又译为齐拉或西拉德，1898年出生在布加勒斯特。192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在德国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24年在其导师劳厄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担任助手和无薪讲师，与爱因斯坦成为同事和好友。1933年3月底逃离德国，9月抵达英国，倡导建立学者救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由于一直未取得理想且固定的职位，1938年1月移居美国，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齐拉特被认为是“不安分的”且最具独特预见性的科学家，尤其是政治预见性，是他最早向英国和美国政府呼吁应重视核能的潜在利用价值，尤其在美国政府决定研制原子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角度被一些人誉为“原子弹之父”。
    ⑨George McJimsey.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cy.vol.43:The Atomic Bomb,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Lexis Nexis,2009.Document 3,pp.5～6:Spencer R.Weart and Gertrud W.Szilard.Leo Szilard:His Version of the Facts,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78.Document 35,pp.94～96.
    ⑩George McJimsey.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cy.vol.43,Document 41,pp.96～98; Vannevar Bush.Pieces of the Action.New York:William Morrow & Company,INC.,1970,pp.32～33.国防研究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Division)，共34个小组(Section)。铀咨询委员会主席为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莱曼·布里格斯(Lyman J.Briggs)；1941年6月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成立后，铀咨询委员会被改称为S—1小组。1942年5月23日，S—1改组为S—1执行委员会，科南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对布什负责。
    (11)Richard G.Hewlett and Oscar E.Anderso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The New World.Reprinte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