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商部”中，陈政又对当时中国的各主要海港和内陆港口分别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大致可分为南部、北部和长江三大区域。北部的天津、芝罘、牛庄为皮毛豆类草帽等的输出地，总体而言，北部物产寡少，人民朴鲁不擅于经商，缺乏殷商巨贾；南方海港主要有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东（即广州）等，这一带物产富饶，很早就与海外通商，人民敏于商机，台湾的鸡笼（现称基隆）、打狗（现称高雄）等诸港近年来亦呈繁盛之兆。长江沿岸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等，是蚕丝茶叶等各种物品的集散流通地，经历了太平军的兵灾之后，虽元气大伤，近来已明显恢复，呈蒸蒸日上之势。书中随后对各港口的地理环境、依托的腹地、港口的吞吐规模、进出口贸易额以及招商局所拥有的船舶吨位等一一作了详尽的介绍。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与其倾全力远涉重洋与欧美诸国展开贸易，不如就近重点开展东亚贸易，因地理人情不熟，纵然一时会有风险，但只须坚忍长久，不投机取巧，以诚意取信于当地民众，日后定有可观的业绩，“然在支那扩张贸易，非一朝一夕之功，据一般观察，支那乃吾一苇带水之隔之邻邦，言语虽不同但文学相同，风俗亦类似”。政府当在各商港开设领事馆，收集商业情报，鼓励日本商人在当地扩展贸易并提供各种便利（同上，593-595页）。
    陈政编纂此书，目的当然是为日本当政者提供一部全面介绍中国的通览，作者的日本人立场也是很明显的，但纵览全书，我感到他的国家主义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叙述的语言也比较平实，对中国的称谓基本上使用“清国”和“支那”两种。陈政曾拜在俞樾门下，对由诗文酝酿起来的中华文化，在内心上无疑具有深刻的情结，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实状心里也非常清楚，私下在汉文体的《西行日记》中，对中国官吏的凶狠腐败多有记录：
    （明治十六年二月）二日。……数日来，每抵客寓，辄杜门而应曰，客满矣。强入无客。询其故，（答曰）每吏来，饫肆饮食，不偿一钱而去。民畏吏如虎。……晋省军兴已有三十余年，而库藏绌乏，民困未愈者，非财力不足，蠹吏侵蚀之过焉耳。（田中正俊《〈禹域通纂〉和〈西行日记〉》，《西行日记》仅有手稿本，田中的论文中部分收录了该日记，《田中正俊历史论集》，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405页）
    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中国，他内心的失望恐怕也难以掩饰。归国后，他撰成此书由大藏省出版，然后转入外务省担任翻译试补，翌年以交际官试补的身份赴伦敦公使馆任职，1891年辞去外交官以留学生身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三年后的1895年1月学成回国。此时恰值中日甲午战争进入尾声，陈政被推举为日方首席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的通译参加与中方的谈判。未知坐在谈判桌上的陈政心境如何。这一年9月，以一等通译官的身份至北京公使馆赴任，后升任二等书记官，1898年陪同伊藤博文在中国游历。1900年7月义和团之乱中，左脚遭遇枪弹，终因破伤风于7月23日凌晨去世。有关中国，他还曾著有《支那历史》和《支那内治要论》，尤其后者，颇多有益建言。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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