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签订后不久，亨利三世上台，为了巩固王位，辅佐国王的重臣确认《大宪章》。然而，《大宪章》中的一些承诺并未兑现。例如，《大宪章》规定贵族男爵领的封地继承金的缴纳为一百镑，但其颁布后这一承诺并没有被国王恪守。《国库卷档》有关这一类记载，1220年，理查德·得·哈科尔特交纳了500磅。1224年，尼吉尔·得·莫布雷交纳了500镑，约翰·得·比尔金支付了300马克；1227年，罗伯特·菲兹·莫尔得雷德支付了200马克；1234年，约翰·菲兹·阿兰交纳了1000磅；1247年，罗吉尔·得·莫尔蒂梅尔交纳了2000马克；约翰·得·维尔登交纳了300马克(23)。亨利三世亲政后，虽曾于1253年为获得贵族的财政支持再度确认《大宪章》，但实际上却独断专横，重用外国人，甘愿受教皇敲诈，并发动远征西西里的战争，不顾荒年要求贵族缴纳其三分之一的收入以充军费，引起了贵族的反叛，1258年开始的贵族改革运动中，《大宪章》多次被贵族作为与国王博弈的筹码。1258年贵族制定的《牛津条例》中就规定：国王不能任意没收地产、分配土地与监护土地，也不得擅自决定对外战争。1264年8月，亨利三世与反叛贵族达成协议，承诺永远遵守之前由国王赐予臣民的《大宪章》(24)。1265年3月，亨利三世进行和平宣誓，承诺如果违背《大宪章》，将被处以绝罚(25)，但他背后却让王子备战，几个月后，王室的军队在埃夫舍之战中将反叛贵族镇压。大约在此时问世的体现了贵族诉求《刘易斯之歌》，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大宪章》或“法律”难以限制国王的尴尬状态。该作品抱怨亨利三世独裁暴政，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志来为政，延揽和重用来自外国的人为廷臣，贬黜忠耿的贵族，并将之作为“叛国者”加以惩罚，“英国人被当做狗那样藐视”(26)。因此，在上帝的支持下，西蒙伯爵高举“复仇”义旗，率众为民众的权利而战，最终在刘易斯一战中击败国王及其追随者。作者感叹道，“通常说，‘当国王乐意时，法律也就趋之’。但真理却是，只是在国王屈服时，法律才挺立起来”(27)。
    《大宪章》的限制与国王独裁交替的情况，在此后的三个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也不时出现。1297年，爱德华一世在全国征召军役跨海支持弗兰德尔伯爵对抗法国国王，当即遭到贵族抵制，认为王国此时受到苏格兰、威尔士的威胁，进军弗兰德尔既无价值也有风险。诺福克伯爵罗吉尔·毕哥德、赫里福德伯爵亨弗雷夫·德·波亨等为代表的大贵族，向国王递交了《进谏书》(The Remonstrances)，其中悲叹，“整个王国的共同体深感悲伤，因为他们并未受到与王国的法律和习惯一致的对待、没有受到与他们的前辈常常受到的一致的对待，他们也没有享受到他们未享受的特权，这些特权被武断地搁置在一边”(28)。《进谏书》除了为此抱怨国王外，还反对国王为此军事行动任意征税，违反了《大宪章》，声称他们前辈没有到弗兰德尔去服军役的义务，此时被征调重税，让其更不堪负重(29)。在贵族强大压力下，爱德华一世颁布《宪章确认书》(Confirmatio Cartarum)，其中宣称：国王亨利三世时期“被整个王国一致同意而草拟的章程”需要得到遵守，任何与之相悖逆的评判“将是无价值的和无效的”。为了王国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征调税收，应该“得到整个王国的一致同意，为了这一王国的共同利益”(30)。尽管如此，爱德华一世并不愿意受到限制。到了1300年，他在一令状中却将国王权威宣示出来：“在制定这份敕令时，国王和他的御前会议成员都在场，希望和打算国王权威的权利和特权在所有事务中被保存下来”(31)。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贵族集团要求监督王家政府，议会制进一步发展，使得《大宪章》的历史影响一度升温。国王即位后不久，贵族集团立即与以国王宠臣加维斯通为首的“王党”激烈冲突，并试图控制王国政府的核心——国王的“内府”。贵族代表在谏议文中提出《大宪章》展示的“王在法下”的精神，并将国王个人权力与“君权”(Crown)区别开来，声称效忠“君权”比效忠国王本人更重要，要求国王清除奸邪之人，遵守王国法律。1311年，在御前大会议上，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的“贵族立法团”(Lords Ordainers)拟定了浸润着《大宪章》精神的《约克法令》(The Ordinances of York)，其中要求：国王需每年召开议会，需“征得他的贵族的建议和同意”来任命朝廷和内府的重臣，驱除加维斯通等奸臣，废除爱德华一世以来“违背了《大宪章》”的苛重税收。(32)次年，贵族集团逮捕并处死了国王宠臣加维斯通，但国王并未甘愿受限。不久，国王宠信德斯朋塞父子(The Despensers)，继续培固势力，唆使“王党”与贵族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在1318年达成休战协议，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重新颁布《大宪章》。1322年国王在博罗桥(Borough bridge)一役中彻底击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而控制了政局，处死25名大贵族，旋即召开约克议会，制定《约克法规》(The Statute of York)，废除1311年的《约克法令》，国王权力再次膨胀，直到其被王后宫廷政变废黜。
    爱德华三世即位后，基于其父的“前车之鉴”，为了稳定统治形势，在第一届议会召开时就确认了《大宪章》。当其臣下建议他派军剪灭前朝反叛的贵族时，坎特伯雷大主教用《大宪章》提醒这位年轻的新王，要遵守“已经成为王国法律”并在其加冕誓词中体现的《大宪章》，不要随意去攻击王国中的任何人(33)。爱德华三世亲政后，百年战争爆发，贵族阶层全力支持国王在大陆与法国进行领土战争，因此，几乎没有发生援引《大宪章》来与王权冲突的现象，只有一次是例外，即1340至1341年间随国王在大陆作战的王家“内府”与留在英国摄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的冲突。其时，国王在首次远征回国后，将战争失败归结为大主教及其所统官员在后勤供应上的失职，逮捕了其中几人，并拒绝他们以教士身份提出的对世俗审判豁免权的要求，由此而导致国王与大主教之间的争吵。大主教遂在1341年1月给国王写信以《大宪章》精神相威胁，其中警告国王，不要像其父那样违背《大宪章》、重蹈其父被废黜的命运，指出国王听从邪恶朝臣的谗言逮捕臣吏、贵族是“违背了王国的法律和《大宪章》”，践踏了其加冕上对之遵守的承诺(34)。在随后召开的议会中，该大主教和上议院还数次坚持国王必须恪守《大宪章》的二十九、三十九条规定，不得妄为。上议院中的教会贵族，还不时提出对贵族的惩罚“须经过同级贵族审判”。此外，议会也针对爱德华二世的倒台和王后阴谋集团的独裁，不时拿《大宪章》说事。1331年的议会法令规定，自此之后任何人都不得被违背《大宪章》的指控而让国王没收其土地财产。而1354年的议会法令更外延了《大宪章》第二十九、三十九条所保护的“自由人”的含义，规定“任何人，无论其财产或处境如何”，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被剥夺财产、监禁与处死(35)。尽管如此，《大宪章》仍难以限制王权。由于此时不断展开对外战争，战争费用负担十分沉重，国王对民间的钱物的随意征调不时出现。正因为因此，出现了《爱德华三世镜鉴》(mirror of king Edward Ⅲ)这一作品，作者署名为帕古拉的威廉(William of Pagula)。该著的主基调是，寓国王的权威与尊严于道德和宗教的理论框架中：君主应当崇奉上帝的正义与公正，君主的职位和权威源于他根据上帝的意志来公正行事。他应当受法律限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公正意愿。当君主显得错误时，一定是错误的建议使然，这样的建议应当在国王那里被废除。文中对国王的征调更是十分不满，极力揭露国王朝廷的吏员、法官压价强制购买民间货物的行径。作者甚至愤怒而大胆地指出，“我的国王陛下，在某些行为上，你与强盗头子一样”，对民间肆意劫掠。而“根据普通法，任何人都不应当攫取他人财产，如果所有者不愿意和没有正当理由的话”(36)。作为一个国王，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以压价购买货物的方式来掠夺民众。文中进而强调，“虽然应当说在一些地方君王并不被法律支配，然而，根据法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适用的”，这是因为“君主的权威依赖于法律的权威”，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37)。这样的指责，在当时并非是无病呻吟，从一个侧面显示，要用《大宪章》这样的约定来严格限制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显然是不现实的。
    理查德二世时期，随着国王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权益之争再度趋于紧张，《大宪章》再度显示出其限制王权的政治效应。在该国王冲龄即位加冕后，下议院旋即在议会中以宣读《大宪章》的形式作了请愿，提醒其“像他在加冕典礼中被要求的那样维持和遵守《大宪章》”(38)。1380年在北安普顿议会期间，《大宪章》又被向早到的代表宣读。同时，贵族集团在议会中与“王党”的权力较量也随之更为激烈。不过到1389年亲政后，国王随即违背承诺，实行独裁统治，不仅控制议会，任命宠臣主政，而且处死、监禁与流放一批教俗贵族，并剥夺其财产。国王甚至公开宣称，法律在自己的口中和胸中，惟有自己“才能够制定和改变王国的法律”(39)。由于失去贵族支持，理查德二世在1399年被其堂兄兰开斯特的亨利武装推翻。为了证明自己阴谋篡权的合法性，亨利在是年9月底召开的议会上，发布指控国王的三十三条罪状，谴责国王违背加冕誓词中的承诺，专制独裁，重用奸臣，侵夺臣民土地、财产，不经法律审判处死臣民等等。其中的二十六条虽然没有提到《大宪章》，但却贯穿了其精神，指责国王违反“王国的法律和习惯”，任意剥夺“自由人”的财产。第二十七条则公开讨伐国王“违背了1215年《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对指控的臣民实施残酷的“决斗法”来进行审判。第二十八条也申诉国王“违背大宪章”而遏制教会的司法权(40)。
    如果说，《大宪章》在14世纪因王权与贵族的数次剧烈冲突而显示出特有的政治效应，那么到了15世纪，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样的效应呈现出日益淡化的趋势。用武力篡位创建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四世，为了获得贵族、教会的支持，给自己的权威披上合法外衣，在位十五年先后六次确认《大宪章》。在国王莅临的第一次宗教会议上，有人乘机提出了教会特权“尤其是《大宪章》中包含的那些特权”的享有要求。在1404年议会上，对王家“内府”多有抱怨，但追随国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上议院演说时极力为之澄清说，国王的政府从未像当下这样受到有效监督，国王会按照《大宪章》的原则为政，遵守法律，实施公正(41)。亨利五世在位九年中，一批有关所谓不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剥夺土地财产的申诉曾接踵出现，被说成是违背了《大宪章》之精神，但都并没有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国王此时正率领贵族专注于大陆战争，权威凸显，《大宪章》的政治效应难以显现。到了亨利六世统治时期国王患有癫痫病、王权孱弱，贵族集团中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并演变成“玫瑰战争”，《大宪章》的影响也就随之日益淡出。到了15世纪后期，尽管“王在法下”的呼声仍旧连绵不绝，但诚如史家所言，在此时的英国，“《大宪章》不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究其原因，是爱德华四世和理查德三世的统治显示出比较专制的“新君主制”的倾向，又因饱受战祸，“英国民众既不反对王家主权的彰显，也的确没有围绕着《大宪章》来捍卫他们的特权”(42)。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法律思想，其实也折射出这一状况。著名法学家、法官托马斯·利特尔顿(T·Littleton)在爱德华四世时曾关注《大宪章》并提出一个设想，即在上议院议员被指控犯有叛逆重罪时，必须依据反映了《大宪章》原理的法令，让他由议会中“同僚”来审判。此外，利特尔顿还把《大宪章》中的“王国法律“说成是这意味着“普通法的程序”。不过，在他的享有声誉的代表作《占有权》一著中，却几乎没有提及《大宪章》。同时代的影响更大的福特斯鸠爵士(Sir John Fortescue)，似未受《大宪章》的影响。他在《英国法律颂》等著作中反对罗马法中“凡君主喜好者即有法律效力”的信条和“王大于法”的君主独裁，反对国王不经民众同意而征调税物，要求国王恪守法律，“不能够任意改变他的王国的法律(43)。尽管如此，福氏在阐发这一“有限君权”思想时，从未提及到《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