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者与商人
    城市兴起之初，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十分微弱，因而产生于10至11世纪的职业人群划分并未将手工业者与商人包括在内，忽略了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的存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手工业者和商人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群，也被纳入到社会的结构体系之中。一幅描绘14世纪瓦洛亚王朝查理五世统治的图画，体现出城市发展带来的这一变化。除了描述作战的人、祈祷的人、种田的人之外，这幅图画也描绘了新出现的职业人群——“手工业者”与“商人”。
    英国14世纪的诗歌《农夫皮尔斯的梦境》历数了当时存在的手工业种类：烤面包、屠夫肉贩、啤酒酿造、羊毛纺织、亚麻纺织、裁缝制衣、锡器制作、泥瓦建筑、采矿冶炼。借助于梦境以及对梦境的解读，作者朗格兰描述了手工业人口的行业与生活状况。《农夫皮尔斯的梦境》是以讽刺比喻的笔法写下的劝世说教书，目的并非在于真实描述社会现实，因而对于手工业分工的列举并不全面。13世纪时，英格兰商人已经拥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大宪章》第41款规定了对于商人利益与人身安全的保护。商业是一个有可能迅速致富的行业，商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容易引发社会的嫉妒与索取。《农夫皮尔斯的梦境》提到了“发放高利贷的钱商”与“唯利是图的商人”，批评他们“追逐尘世的短暂收益而不是寻求天国的永生”，奉劝他们把商业利润“捐赠给公共事业与慈善事业”。
    医生、法学人士、神学家
    一位英格兰医生在1421年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请求对不持有执业证书的非法行医者加以制裁。请愿书把人生事务分为三类——灵魂事务、身体事务、世俗事务，认为应当对三类事务实行分类管理：灵魂事务由神学家管理，身体事务由医生管理，世俗事务由法学人士管理。这种分类方法把“人”分解成三重身份，面对人生的三类事务：作为“上帝的人”，接受教会的管理；作为“自然的人”，接受医生的管理；作为“社会的人”，接受法律的管理。
    医生、法学人士、神学家成为不可缺少的职业人群，受益于中世纪学校提供的教育。从公元6世纪开始，主教座堂或修道院陆续开办学校。“祈祷的人”作为知识精英，承担并且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以培养讲经布道的学者为己任，在追求学术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古典著作的价值，促使基督教学术向着理性思辨的方向发展。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巴黎大学（1150年）、牛津大学（1167年）——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课程设置也沿袭教会学校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是初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是高级学科。除此之外，大学还设置了神学、法律、医学之类的新学科。
    新学科的设置体现了中世纪的学术积累，包括对于古典学术的汲取与深化。“祈祷的人”把神学视为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置于一切理论科学的首位。巴黎大学的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方法论应用于神学思辨，由此而促成了经院哲学的繁荣，多明我会修道士托马斯·阿奎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070年，在比萨重新发现了作为罗马法核心内容的《法律汇编》文本，博洛尼亚大学借此推力而崛起，成为法学研究中心。学者们对法律文本做出阐释与分析，构建了博洛尼亚学派的法学成就。福音书关于耶稣以宗教奇迹驱逐病魔的叙事，使基督教会一度怀疑医疗诊治的有效性，甚至禁止祈祷的人学习医学知识。然而，萨莱诺大学作为欧洲最早的医学中心，受益于本笃会修道院的医疗实践，以及对于希腊医学著作与阿拉伯医学著作的研读。
    新学科的设置也是为了适应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大学开设的罗马法学科为例：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涉及对于工商业纠纷的裁决以及产权的保护，王权的壮大需要为之定义并且为公共权力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罗马法律体系中大量关于王权与经济产权的内容，能够有效地为社会现实服务。研习法律在当时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与社会声望，路德的父亲与加尔文的父亲都曾经送子研读法律，昐望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法官或诉讼代理人。他们二人却都违背了父命，改而研习钟情已久的宗教神学。
    职业人群之间实现社会分工，以便相互提供为生存所必需的服务。然而，现实世界并非总是如此和谐。在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导致社会生活日益完善的同时，职业群体内部与职业群体之间也存在权力和利益的冲突。英格兰国王约翰身为“作战的人”的最高封君，向直属封臣超额征收封建义务，致使封臣以武力断绝了与封君的忠诚关系。冲突的结果是在1215年产生了《大宪章》，对于封君与封臣双方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做出了确认和约定。公元10至11世纪发生的“封建革命”，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确定了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主从关系。种田的人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发生在1381年的起义却以暴力行动向作战的人与祈祷的人发起挑战，试图打破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