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前，亚洲大陆就已出现国际贸易路线网，其中以青金石国际贸易最为著名，该贸易路线史称“青金之路”。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为止，青金之路以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为起点，分两路到达今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地区（又称美索不达米亚）。第一条路线从巴达赫尚沿陆路向西，途经伊朗高原，到达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第二条路线从巴达赫尚沿陆路到印度河流域的沿海港口，再由海路经印度洋至波斯湾，到达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又称苏美尔地区）。青金之路经上述两路抵达两河流域后，再经水路穿越地中海，或经陆路横穿西奈半岛，直达埃及和努比亚地区（今苏丹），全程5000多公里。
    “青金之路”源于阿富汗
    青金石是一种不透明的半宝石，拉丁语称为lapis lazuli，意为“蓝色的石头”。在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体系中，青金石的苏美尔语是ZA.GIN3，其中ZA本义为“石头”，GIN3泛指“山、山脉”，ZA.GIN3直译为“山中之石”，特指青金石，对应的阿卡德语为uqnum。
    学术界对古代青金石的产地众说纷纭，大概有阿富汗说、伊朗高原说、帕米尔高原说、贝加尔湖说等。迄今为止，在伊朗高原并未发现青金石矿。学者推断，伊朗高原很可能只是青金石贸易的中转站和加工地，而非产地。虽然帕米尔高原和贝加尔湖出产青金石，但质地较差，在色泽和品质上，与两河流域出土的青金石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帕米尔高原的青金石产在海拔5000米高的岩壁上，古代因条件所限，基本无法开采。贝加尔湖附近的青金石矿距离两河流域则太过遥远，两河流域出土的青金石不可能来自贝加尔湖附近。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该问题上逐渐达成一致，认为古代两河流域、埃及的青金石来源于今阿富汗巴达赫尚地区的科克查河（阿姆河支流）上游。直至今日，巴达赫尚地区仍是世界上质地最好的青金石矿区，其质地、色泽与两河流域出土的青金石物件十分契合。
    少数学者认为，在公元前6千纪晚期（哈苏纳文化早期）两河流域北部遗址亚明丘，曾经发现零星的青金石念珠。不过，根据英国考古学家乔治娜·赫尔曼（Georgina Herrmann）的观点，公元前4000年左右（欧贝德文化晚期）才有确切证据表明，阿富汗的青金石开始经由伊朗高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地区。
    陆上“青金之路”变动不居
    在现有文献中，并未发现青金之路具体路线的直接记载，学者只能根据考古发现和青金石术语，间接推断其路线及历史演变。由于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青金之路的路线并非一成不变，应该存在多条贸易路线。
    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起，青金石作为奢侈品，开始为两河流域的富有阶层所青睐，巴达赫尚的青金石经伊朗高原被运往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4千纪（欧贝德文化晚期和乌鲁克文化期），两河流域北部统治者对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实行垄断贸易。在高拉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青金石念珠、平印、滚印及镶嵌物等，基本上都是小物件。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遗址中，目前尚未发现青金石贸易的证据。
    大约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约前3100—前2900年）起，随着两河流域南部城邦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青金石贸易逐渐从两河流域北部转移到南部。在伊朗高原，苏萨控制了商路，阿富汗的青金石不再运往两河流域北部，而是运往南部诸城邦。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乌尔、吉尔苏以及迪亚拉河流域的图图卜等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青金石物件，两河流域北部出土的青金石数量则大大减少。这一时期的青金石依旧是小物件，例如印章、念珠或其他小装饰品。
    早王朝时期（约前2900—前2350年）是苏美尔城邦分裂与争霸的阶段，这些政治因素影响了青金之路的走向。早王朝前期（约公元前2900—前2750年），两河流域与阿富汗的青金石贸易暂时中断，仅有这一时期的基什遗址出土了少量青金石念珠。
    大概在早王朝中期（约公元前2750—前2600年）即乌鲁克第一王朝时期，青金石贸易才得以恢复。据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描述，该王朝第二位国王恩美卡与伊朗的阿拉塔国王达成协议，阿拉塔作为青金之路中转站，重新将阿富汗的青金石运抵两河流域。到早王朝晚期（约前2600—前2350年），青金石贸易遍及乌尔、基什、迪亚拉河流域以及叙利亚的马瑞等地。1922—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主持发掘了乌尔王陵，出土大量青金石物件，例如，“扶树公羊”高约45厘米，黄金制成的两只前脚扶在一棵生命树，公羊的角、背上的毛都用青金石制成，眼睛里面镶嵌青金石珠子；“乌尔军标”是一块长方形石板，长约50厘米，宽约20厘米，正反两面分别刻画了“战争”与“和平”场景，以镶嵌的青金石作为蓝色背景；“牛头竖琴”是古代两河流域最著名的乐器，牛的眼睛里镶嵌着青金石，牛的头毛和胡须也用青金石制成。此外，乌尔王陵还出土了大量青金石滚印、念珠和各种镶嵌着青金石的首饰珠宝。
    可见，早王朝时期尤其是晚期，青金石贸易颇为繁荣，两河流域对青金石的需求日益增长，说明当地显贵对这种来自异域的宝石情有独钟，体现了青金石在两河流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海上“青金之路”由兴转衰
    公元前2334年，萨尔贡建立阿卡德王朝，定都阿卡德城，两河流域的政治中心由南部转向中部和北部，青金石贸易也随之从南部转向北部，尤其集中在阿卡德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一时期，南部乌尔遗址出土的青金石物件明显减少。但是，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2—前2004年）的建立，两河流域南部的青金石贸易再次繁荣，出土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记载了大量相关术语。
    大概自早王朝晚期起，青金之路除途经伊朗高原的陆路贸易外，还开通了从印度河流域经印度洋、波斯湾到两河流域南部的海上国际贸易。在公元前3千纪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经常出现三个外国地名：狄勒蒙（今巴林岛境内）、马干（今阿曼境内）和麦鲁哈（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或印度古吉拉特邦境内）。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首先被运到印度河流域的麦鲁哈，然后经马干、狄勒蒙，最终到达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可见，公元前3千纪，青金之路总体可分为两大商路：一是北路（陆路），从阿富汗经伊朗高原到达两河流域；二是南路（水路），从阿富汗先到印度河流域，然后经印度洋到波斯湾，最终到达两河流域南部。然而，随着公元前18世纪中叶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突然衰亡，南路的海上贸易告以中止。青金之路仅余北路（陆路）一线，一直延续至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前626—前539年）。
    玉石文化与青金文化共辉映
    在加喜特巴比伦王朝时期（前1595—前1155年），青金石是重要的王室礼物，国王或将其赐给大臣，或作为国礼赠送给埃及法老。比如，公元前14世纪埃及的阿马尔那书信有青金石从两河流域运抵埃及的大量记载。米坦尼（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国王图什拉塔曾经把大量镶嵌着青金石的黄金珠宝赠送给埃及法老，有时甚至赠送青金石原料。此外，据赫梯王室书信记载，巴比伦当时是重要的青金石贸易中心。
    富有阶层对青金石的垂爱使得青金石贸易利润惊人，不过，开采、加工和运输青金石十分艰难，费时费力。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出现了人工仿制青金石，俗称“蓝玻璃”。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文献将天然的青金石称为“来自山上的青金石”， 人工仿制的青金石则被称为“来自窑炉（烧炼）的青金石”。人造玻璃虽然在品质与色泽等方面不如天然青金石，但成本小、价格低，可以满足中下层人的需求。阿富汗距离两河流域有3000多公里路程，在古代进行长途运输十分危险，且成本很高。因此，两河流域的许多青金石不是通过商业贸易得来，而是来自于战利品和外邦进贡。据新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和阿萨尔哈东的王铭记载，伊朗中西部的米底部落曾经向亚述进贡青金石，米底的青金石则来自阿富汗巴达赫尚地区。
    波斯帝国时期（前550—前330年），波斯成为青金石贸易中心，青金之路与著名的波斯王路（波斯御道）重合。波斯帝国将之前的国际贸易变为帝国内部的地区贸易，通过青金之路加强了各地区的贸易文化交流。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沟通古老东方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相互交流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西段路线与之前的波斯王路及青金之路相重合，东段则对应于更早的玉石之路。古代中华文明的玉石文化与两河流域的青金文化一道，成为古代东亚与西亚文化交流的灿烂花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希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