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一书中，以16世纪法国赦罪书中的案情编造为例，凸显所谓原始档案的虚构性，引发历史研究者对档案可信性的质疑。但是换一个角度，在档案的述事、记录、归档与筛选、保存等制作环节中，其掺杂的多方涉入者的主观意识恰好也是档案真实性的反映，更可以反映某种特定的时代风尚。因此，对档案可信性的质疑，不应导致对档案利用的否弃，而是更进一步地发掘其中深藏的多元化的历史真貌。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者，理应回归这些档案保存之初的原始状态，而非后来重新编辑的档案出版品，以免解读误差。16世纪中晚期以来英国史学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其得失利弊，或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以供剖析。
    英国的历史档案，系为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或国家机构，在活动过程中产生之独特纪录、文件或数据，形式有羊皮纸、纸质文稿、簿册、地图、图片、录音文件、影像或器物等。其纸本档案，依制造者分类，主要包含中央政府、国会及法庭公文；地方政府、地区议会，与自治市镇档案；主教辖区与教区纪录；社会组织如商会的契约与账册；家庭纪录与私人书信等。其核心莫过于国家档案，即近代早期至今英国国务大臣统辖之中央内政及外交文件，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大英图书馆。自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档案室开始重新编整政府档案。先根据文件类型分为内政、外交与殖民地三类，再依君主在位顺序编年，出版《国家档案年鉴》。贵族世家档案由成立于1869年的历史手稿委员会编修出版。这类档案出版品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史料检索等快捷方式，且用现代英文编辑，相较于艰涩难懂且拼写多呈混乱的近代早期英文（或拉丁文）手稿，更易阅读。但此类档案多采用目录式编列，或以摘要介绍原稿，辅以部分原文以呈现关键要点，两者均无法详述内容。因此，英国史学界至今仍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原始手稿，而档案出版品仅能作为入门参考。都铎史权威杰弗里·埃尔顿曾严厉批评史家阿尔伯特·波拉德撰写的《渥尔西》一书，指其过度依赖国家档案年鉴，是“一个本可避免的弱点”。他认为，年鉴对历史研究功用匪浅，但是“正如所有纪录材料的摘要，往往亦是陷阱，亦不乏灾难”。事实上，档案出版品的诸多缺陷，包含判读错误、排版的调整与印刷字体、主编者的主观性，以及编录内容重主文轻注记，重文字轻符号的偏狭性等，无不阻碍对历史原貌的澄清。
    此类年鉴或档案出版品，时或存有对时间、人名或内容的误判，以致误导读者。1583年8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间谍沃尔特·威廉斯，写信（CP162/114， Hatfield House Library）恳请伊丽莎白女王对其正秘密进行的反恐活动多些耐心，因为等待将使更多证据浮现，时间将使阴谋成熟现形。但《塞西尔家族档案目录》误将此密函的收信者，判为其监视对象苏格兰玛丽女王。倘若检视手稿原文，即可推断该报告内容与所谓的收信者苏格兰玛丽毫不相符。
    基于排版便利的考虑，此类出版品往往会调整手稿的原始书写格式，如此则不利于使用者对这些手稿当时的编撰流程、撰写者与审阅者进行分析。例如，沃尔辛厄姆仅存的日志（PRO 30/5/5， The National Archives）记载其每日的信件收发，以及当日行程、公务会议或私人会见。为便于排版印刷，该日志于1871年出版时，将原本在同一页面的信件收发纪录与行程规划，切割为前后两部。此种错置完全混淆原书写栏目的设计，无法呈现沃尔辛厄姆秘书处的记录流程：即先在页面中线纵向填写日期，将一页分为左右两栏；后由同位助理在日期栏右侧填入沃尔辛厄姆当日行程；左侧因空间狭隘及字迹迥异，推测由另一位专责收发公文的助理在最后登记同日的信件时填写。另外，无鉴别性的印刷字体，也阻碍研究者从原始笔迹推断该份档案的记录者或其他经手人。沃尔辛厄姆的全本日志虽以沃尔辛厄姆为第一人称记录，但多人字迹显示其内容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助理完成，其中1570年12月1日至1571年5月31日由拉尔夫·沃科普记录，此后直至1572年1月17日乃由莱尔·凯夫接手。沃尔辛厄姆升任国务大臣后的十年，则由托马斯·雷克与其他助理群负责。若仅阅览1871年的出版品，将受其重新排版与统一字体所限，无法发掘此日志手稿的多人字迹与书写格式，也就无法呈现16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沃尔辛厄姆秘书处的助理组成、变动与行政流程。
    更重要的是，主编者的学术专业或政治目的，抑或宗教信仰等主观性因素，常常导致年鉴或出版品的选编内容偏重于编者的专业领域或现实动机，因而不能反映档案全貌，有时甚至引发误解。1655年，史家达德利·迪克斯出版《完美大使》，编录沃尔辛厄姆两度出使法国（1570年-1573年、1581年）的外交文书，其中抄录部分早在1619年白厅大火中散佚的1570年至1571年初之外交档案，是研究伊丽莎白女王婚姻外交至关重要的史料集。但此书出版于克伦威尔护国主时期，编者借由筛选部分国家档案，刻意凸显沃尔辛厄姆与威廉·塞西尔对女王的批评，意指后者在第一次与法国安茹公爵的联姻谈判中，轻信错误情报且冥顽不灵，以致谈判破裂，由此形成易受派系左右的弱能女王与擅于审时度势的睿智大臣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其目的可能在于以此贬抑伊丽莎白，将其盛世归功于众臣辅佐，以期避免臣民缅怀旧日的都铎君主制。后世学者在使用此类编辑性史料集或可能具有自我漂白与美化性质的回忆录时，若轻忽考察编辑者或撰写者的主观意识和时代性，将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还需注意的是，此类年鉴与档案出版品，大多只是编录原文件主文或文字，却省略边栏注记或非文字标记，结果可能把研究者的眼界局限在文件撰写者所传递的信息之上，忽略其他经手人的介入行为或阅读者的反应。例如，1585年1月30日，沃尔辛厄姆写给塞西尔的一封信件（SP 12/176/19，The National Archives），措辞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厉且充满敌意，其重要性在于证实伊丽莎白统治中期的党争于16世纪80年代中叶达到高峰。但此份长达三页的手稿在年鉴中被节略为简短的两句，丝毫不见沃尔辛厄姆第一次公然显露的视其昔日恩人为敌的怒气。更严重的是，此段纲要还忽略了塞西尔对此信的反应在原件中留下的痕迹，即其在部分字句下方所划的标线。令人玩味的是，塞西尔并没有在沃尔辛厄姆充满敌意的字句下划线，而是划在沃尔辛厄姆提及他的消息来源之处。此举意味塞西尔毫不在意后者的敌意宣示，而更在乎何人在宫廷与女王身旁向沃尔辛厄姆泄漏情报。有鉴于此，近年来的欧美史学对原始手稿的判读逐渐从撰稿人之手转移至读信者之眼，不再狭隘聚焦于主文，而是转向分析读信人在手稿上留下的边栏注记与符号，或者阅读者在文本内的边栏涂鸦或批注等，进而解读当时人们对信件或书籍的阅读习惯，或对该文本的反应，原始档案的价值愈趋多元。
    以上列举之档案出版品的诸多缺憾，无不显示原始手稿的不可取代性。当然，使用原始手稿的确存有相当大的困难，自中古至18世纪中期的英文书写迥异于现代，故此首要之务当为学习古文书学。另外，英国政务文书与私家档案等手稿多存于英国，资料搜集不易。不过因应数字人文的勃兴，近年来英国历史档案的在线数据库日渐健全，如英国历史在线（British History Online），汇集了11至19世纪英国与爱尔兰历史的档案出版品，包括中央政府档案、地方政府和城市档案，总计超过1200册；还有目前最前沿的英国史料数据库国家档案在线（State Papers Online），基于数字化保存手稿与原稿使用的便利性，它不仅有19世纪档案出版品的扫描件，更有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大英图书馆的官方（或官员）原始手稿。
    总而言之，经过剪辑加工的档案出版品，固然不失为研究者采集史料的快捷方式，但仅可作为辅助入门的工具，否则就有可能落入编者的主观陷阱或排版印刷的诸多盲点，影响研究的精准、客观与创新。当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多局限于二手文献，故鲜有从根本史料开拓新的问题意识，从而与欧美的世界史前沿形成明显的研究断层。唯有回归原始史料，强化对原始手稿的搜集、判读与分析训练，才能更好地发掘隐藏在史料文字或符号中的历史轨迹，与全球的世界史研究平行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