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关 键 词：跨国史/民族国家史/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事务/跨国主义
    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并导致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这场有“史学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①之称的新潮流，是继“文化转向”之后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新变化，大有横扫整个史学领域之势，正在对史学观念、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知识生产的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人类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本文试图对这一潮流做一简要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跨国史研究对我国20世纪世界史书写的启示。②
    一、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与跨国史的兴起
    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是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弊端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本质是通过重新书写人类历史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用的过去”(usable past)。由于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而重新开启的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非国际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和跨国现象的增多，跨国生产和跨国消费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同时，人员、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使国家疆界愈来愈容易被渗透，国家越来越受到外部事态和跨国力量的影响。而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史学把国家的历史看作封闭自足的，专注于重建国家疆界内的历史经验，强调本国历史的特殊性，忽视了跨国性人类活动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这种“国史”研究忽略了人类经历的很多方面，在国民中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无助于理解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跨国性挑战，因此，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现实。③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美国史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率先批评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倡导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开启了历史研究跨国转向的进程。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在美国权威的史学专业期刊《美国历史评论》1989年2月号上撰文，倡导历史研究的“去国家化”和“国际化”，号召历史学家关注“人类历史的相互联系”，“寻找具有超越国家疆界意义的主题和概念”，重视外部世界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把美国历史作为更大范围的跨大西洋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④1991年10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美国史教授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在同一家期刊上撰文批评美国历史叙事中的民族主义和“例外论”传统，主张放弃单纯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历史知识生产的做法，“从替代性的跨国视角”来审视美国历史，进行“跨国史”研究，从而使美国史研究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樊篱。他还提出“构建新的跨国史”的方法，包括像年鉴学派那样进行区域史研究，关注环境变迁，研究国际性组织、跨国运动和国际主义观念。⑤入江昭和蒂勒尔的文章标志着跨国史研究的兴起。
    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与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合作发起“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多位历史学家参加了该项目组织的学术讨论会。2000年，由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教授执笔撰写的项目最终成果《拉比埃特拉报告》发布。该报告提出必须把美国国家的历史置于比国家更大的跨国背景加以考察，关注美国的跨国联系以及外来力量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以“深化对美国历史语境的理解”，避免“美国例外”的主张。该报告还对美国大学本科历史教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意见，包括修改美国历史通览课程，增加跨国史和比较史的比重，改变按照国别和地区设置大学历史课程的做法。⑥
    1999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会刊《美国历史杂志》刊发了一组专题论文，主题是“国家与对国家的超越：美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视角”。⑦2006年12月，《美国历史评论》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跨国史问题的对话录。在这场对话中，跨国史被视为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各种超越领土疆界、把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包括跨国网络、制度、思想和过程。⑧《拉比埃特拉报告》以及两家旗舰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的倡导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影响了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到21世纪初，开展跨国史研究以弥补民族国家史学的不足，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界的共识。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米克尔·西格尔教授的话说，到2005年，“对跨国史的研究已经从最激进的史学方法变成最正统的史学分支”。⑨
    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历史的潮流并不限于美国史研究领域。继美国之后，英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跨国史视角重新研究英国史，主要代表人物是剑桥大学历史系英联邦史教授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他在1999年提出，“现在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往往是那些产生于民族国家层面之下或之上的问题”，那么为了“理解现在”、“包容过去”和思考未来，历史研究就需要使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组织框架”。他指出，“现代英国史研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直把民族国家史与帝国史隔离开来”，而这一隔离带来诸多弊端，特别是忽视了跨国联系和超国家力量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未来的英国史研究应该打破这种隔离，考察作为一种“跨国组织”的帝国的历史对英国国家历史的影响。⑩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教授试图从新的视角，关注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活动和帝国管理如何影响英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演进，特别是英国的国家特性与身份如何通过与帝国内部殖民地“他者”的对照来建构。(11)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英国史教授安托瓦妮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也开始把外来影响(主要是作为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作为中心的英国本土的影响)视为塑造英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并引入种族和性别范畴加以分析。(12)她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不能把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作为帝国的历史截然分开，“帝国不仅是‘海外’的现象，也是本土英国文化和国家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进入英国的社会构造、思想话语和文化想象之中，因此，在研究英国史时应该“把民族国家(nation)从舞台中心挪走”。(13)霍尔和伯顿以及新西兰英国史学家托尼·巴兰坦(Tony Ballantyne)等人开创的“新帝国史”关注英国构建和管理帝国的经历对英国国家历史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国史取向，是最早一批从跨国史视角研究英(帝)国史的学者。
    德国史学家在21世纪初也开始倡导跨国史。2001年，柏林自由大学的于尔根·科卡(Juergen Kocka)教授在德国社会史家的旗舰杂志《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上发起关于跨国史方法的讨论。同年，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ergen Osterhammel)在批判历史学丛书中出版了关于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论文集，还建立了跨国史的网络论坛。随后，莱比锡大学的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教授主持开展“跨国视角下的法国大革命”、“欧洲的跨国化和文化转移”、“跨国视角下的东欧”等课题的研究。这一系列动向标志着跨国史研究在德国的兴起。(14)德国史学界开始倡导跨国史研究虽然比美国晚了近十年，但发展迅速，已经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15)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受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东西方缓和的影响，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批评民族国家范式，提出历史研究的欧洲视角。此后发展出两个研究领域：一是比较欧洲史研究，即对欧洲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比较，以弥补“国史”的狭隘性；二是“越境”史(“cross-border” history)研究，考察影响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各种外部联系，如资本、商品和思想的流动，欧洲各国共同的经济变革、社会危机与战争经历等。(16)比较欧洲史研究并未挑战民族国家史学，因为民族国家仍然被视为历史容器和基本研究单元，比较史研究的结果甚至可能更加突出欧洲各国历史的特性。越境史研究虽然超越了领土框架，但关注的仍然是本国的跨国联系对本国历史的影响，而没有像后来的跨国史那样关注外国事态对本国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未能打破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框架。法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转向大体上发生于本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皮埃尔-雅维斯·索尼尔(Pierre-Yves Saunier)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林恩·亨特(Lynn Hunt)教授和杜克大学洛朗·迪布瓦(Laurent Dubois)教授。索尼尔从本世纪初开始从跨国史视角研究城市史，后又致力于探索跨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亨特教授在2010年“法国史研究学会”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关注全球化进程与法国历史的关系，从全球化的视野审视法国文化史。(17)在跨国史的视野下，法国史不再仅仅是其国家疆界内经验的再现，还被作为欧洲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学者们更加重视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大西洋地区思想、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对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将法国史研究“欧洲化”。2013年法国史研究学会年会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分组讨论涉及移民、殖民、帝国、跨国联系以及法美关系等跨国史问题。该学会的多个奖项也颁给了从跨国史视角或大西洋视野考察法国历史的著作。(1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史方法对法国史研究的影响。
    2009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由入江昭和索尼尔主编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来自世界25个国家、分属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350位作者为该辞典撰写了约400个条目，内容涵盖九大类跨国现象：人口流动；世界秩序与失序；文字、声音和影像；产品与贸易；地球的环境、资源与基础设施；空间与事件；身体与灵魂；概念与过程；团体与事业。(19)这么多的学者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为该辞典撰稿，说明跨国史研究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该辞典的出版被认为是“跨国史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并在史学研究中获得合法性的标志”。(20)2007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开始出版由入江昭和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任主编的跨国史丛书，每年出版6种，目前已经出版32种。(21)很多史学专业杂志已经开始大量登载跨国史论文，甚至出版跨国史专号。一些研究基金也把跨国史作为新的史学领域加以资助，一些大学设立了跨国史研究生项目、研究机构和跨国史教职。以跨国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工作坊和暑期学校在欧美各国召开，关注跨国联系的史学著作层出不穷。这些都表明跨国史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界的“新宠”。
    那么，什么是跨国史？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有何不同？
    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领土疆界的人类经历，包括人员、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制度的流动和联系。入江昭和索尼尔在《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中把跨国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19世纪中期以来跨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或社会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之上和之外的流动和联系。”(22)两位作者之所以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上限确立在1850年，是因为在二人看来，19世纪中期是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在此之前不存在民族国家，因此也就不存在跨(民族)国(家)史。索尼尔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确定为19世纪初以来的二百年。(23)伊恩·蒂勒尔则主张跨国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18世纪晚期以来近二百五十年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关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人员、思想、技术和制度的流动”的跨国史“适用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史上重要现象兴起以来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可以追溯到1648年为主权国家关系规定国际准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跨国史主要被用来描述所谓民主革命时代以来的历史，其开端是美利坚国家的诞生”。(24)
    也有学者试图把跨国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任何跨越(政治)领土疆界的人类经验，用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话说，跨国史要“重建人类过去经历中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领土范围的那些方面，这使跨国史与过去百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书写的大部分历史区别开来。”(25)在贝克特看来，跨国史中的“国”不仅指民族国家，还可以指任何主权性质的“政治空间单位”，如古代城邦国家、帝国等。这一定义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大大扩大了。巴托洛梅·尤恩-卡萨利拉(Bartolomé Yun Casalilla)教授也认为，跨国史方法是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可以用于对早期现代乃至前现代欧洲社会的研究。(26)一般而言，史学界通常认为，跨国史视角主要应用于对最近二百至二百五十年人类历史(也就是民族国家作为重要历史现象出现后的历史)的研究。(27)
    考察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或从民族国家以外的框架研究历史并非跨国史的首创。实际上，民族国家史学只是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民族国家史学虽然拥有无可匹敌的主导地位，但并非唯一的史学研究范式。19世纪晚期以前的历史研究大多以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地区或文明为研究单位，而20世纪中后期具有很大影响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论也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国际关系史则一直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冲突。近年来流行的全球史更是以跨越国家疆界的流动和联系为研究对象，而且比跨国史的兴起要早很多年。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国史并非新事物，而是老方法的复兴和再使用。那么，跨国史与这些史学分支或流派有何不同，其存在的理由何在？
    跨国史不同于国际关系史。跨国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跨国关系和跨国事务，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跨国关系(事务)与国际关系(事务)不同，后者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其政府或代表发生的联系和互动，是国家行为体的涉外活动；而前者是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移民和难民、跨国公司、学生和学者、旅行者、商人、宗教人士等等)跨越国家疆界的活动。有学者把“跨国关系”界定为“跨越国家边界的经常性互动，其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是非国家行为体或不代表民族国家政府或政府间组织”。(28)跨国关系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规模涌现出来的，但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思想进步和艺术创造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但国际关系史长期以来并未把跨国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战前的国际关系一般是指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战后的国际关系开始关注贸易问题；二战后，教育与文化交流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常规议题；而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和环境等问题被纳入国际关系中。无论何种问题，国际关系史的基本研究对象都是主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史的延伸。20世纪60年代以前，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一直是民族国家史学中非常显赫和备受尊敬的领域。而跨国史虽然并不刻意排斥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但更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研究对象是跨国关系(trans-natioral relations)。简言之，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
    年鉴学派和沃伦斯坦等人的研究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史学，以地区和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无论是布罗代尔还是沃伦斯坦所关心的都不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弊端也缺乏反思。布罗代尔关注的是塑造历史的长时段、深层次的因素和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注重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沃伦斯坦研究的重点则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以及处于这一体系不同位置(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16世纪以来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而跨国史致力于探究非国际行为体的跨国行动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其兴起本质上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跨国事务急剧增加、国家间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主权和领土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反应。用芝加哥大学德国史教授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的话说，“跨国史的兴起是因为人们经历并认识到，任何民族国家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存在的，其公民会不断地越过国界在本国之外产生无可挽回的、经常是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最遥远的、拥有最高权威的主权实体最终都会被跨越主权疆界并渗入到国家深层结构中的力量和活动所塑造和改变。”(29)正是当代跨国事务的增多使历史学家对历史上的跨国关系产生兴趣，开展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与全球史也有所不同。其一，跨国史研究的是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跨国现象，而全球史研究的是跨地区和跨大洲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史的题材范围要比跨国史小得多。有些跨国现象可能涉及两个国家或社会，并不具有跨文化、跨地区的全球意义，因此并不能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如边界地带、非法移民与难民、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体育、跨国社会与政治运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很难被纳入全球史范畴，却是跨国史的重要题材。跨国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移民与难民群体、宗教团体、跨国公司和个人(留学生、参与跨国交流的学者、跨国旅行者等)；而全球史研究的重点是具有跨地区和全球性影响的进程、事件和事态。一般而言，全球史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而跨国史的起点是19世纪中期或18世纪晚期，并不涉及18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以前的历史。其二，跨国史视角的提出起源于对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封闭性及其主导地位的不满，致力于重新理解民族国家历史的语境以及补充民族国家史学之不足，培育世界主义和跨国主义观念，因此具有明确的修正民族国家史学的目的。换言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跨国史一方面保留了国家作为基本的叙事单位，但同时强调从跨国的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民族国家的历史。而全球史从跨地区和全球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是关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叙事，并不具有修正和深化民族国家史学的明确旨趣。其三，就材料而言，大多数全球史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著作，而非基于原始的历史文献或文物，用巴托洛梅·尤恩-卡萨利拉教授的话说，“全球史家明确地把历史学家的实验室从档案馆转移到图书馆”，“越来越远离原始材料而使用第二手资料。(30)全球史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谈到，普世史、全球史或世界史不是由“初级研究者”(31)进行的研究，而应由那些评论初级研究以便探寻一般相关性模式的人所为。她认为，“没有什么档案材料、文物和个人证言可供我们研究全球史。发现史实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要做的事。相反地，他们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32)虽然有一些全球史著作是建立在对原始材料的耙梳和解读之上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微观全球史”著作)，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由于第一手材料的匮乏以及收集不同地区和多种语言材料的艰难，全球史家的主要研究方式是依赖历史学家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提出问题、阐述观点和构建解释框架。而跨国史在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方面与全球史相比要容易得多，目前已有的成果也主要是基于第一手文献进行的研究。其四，就研究方法而言，跨国史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受到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底层研究、流散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些研究的跨国性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发了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构成促进跨国史兴起的内在学术力量。而全球史在方法上偏向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在方法论上不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
    传统史学通常把历史纳入某种既定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单元加以研究，如城市、国家、海洋或大洲，而跨国史主要采取专题叙事的方式，通常会打破既定的地理单元和空间概念，根据主题本身来确定考察对象的地理空间。比如，华裔移民史研究考察的地理空间通常是由广州、香港、东南亚和美国组成的跨国网络。研究墨西哥移民的学者则把美墨之间的边界地带作为地理空间。近年来，有研究西欧经济史的学者把涵盖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多个城市的“莱茵河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 Rhine Network)作为研究空间，探究这一网络在欧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33)也就是说，跨国史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索尼尔提出跨国史研究者需要打破既定的空间概念，“拓展我们的空间想象”。(34)跨国史把“国史”研究忽视的边缘群体和边缘地带的事态作为研究对象，重视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倡导“从下向上”看历史的史学观念一脉相承。
    尽管对跨国史的含义、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还有争议，但国际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对历史上的跨国现象进行经验研究比陷入概念争论重要得多。大体说来，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跨国史研究：一是把跨国史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关注民族国家的跨国联系来考察外来力量对民族国家成长的影响，以加深和丰富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消除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二是将跨国史作为新的研究领域，考察历史上的跨国现象和跨国联系，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这种意义上的跨国史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史学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