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跨国史兴起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影响
    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跨国史已经对一些国家的国史研究构成强有力的冲击，改变了国史研究的面貌。
    在美国，跨国史视角的引入改变了对美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理解。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已经被置于相互联系的大西洋世界加以考察，成为更广阔的大西洋史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的准备。(35)美国革命、废奴运动、内战和工业化被重新语境化，其动力深藏于大西洋世界，并受到欧洲思想和事态的深刻影响。(36)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美国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反应，还被认为是欧美之间人员和思想交流的产物，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跨大西洋社会政治”的美国版。(37)民权运动不再是孤立的、纯粹的美国运动，而是与二战后亚洲和非洲反抗白人至上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存在密切关系、受到非殖民化进程激励的运动。(38)移民史学者不再仅仅把移民群体纳入以同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叙事中，而开始关注移民群体构建的跨国网络的作用及其具有的多重身份和双重国家忠诚。总之，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历史，把美国国家历史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以及关注外部事态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新正统。
    欧洲各国历史研究也因为跨国史视角的引入而展现出新的面貌。研究法兰西帝国史的学者把目光从帝国中心投向边缘，关注法国在加勒比和北非的殖民地如何影响法国本土的事件和进程。(39)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者“在法国国界之外”找到了影响大革命进程的因素，发现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内在动力和后果都产生于法国对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深刻的参与。(40)而德国史研究也由于跨国史和全球史视角的引入获得了新的发展，包括研究范围的拓展、题材的增多和因果分析的深化。史学家开始用外部因素和跨国交流来解释德国社会的变化，而不再单纯地从德国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变迁的动力。(41)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提出，德国历史的研究应该欧洲化，因为欧洲内部的交往与联系对德国历史极为重要。(42)
    实际上，欧洲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跨国现象，如启蒙运动、工业化、殖民主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反犹主义，这些现象无法单纯地从地方的、国家的视角来理解，而需要置于跨国视野中考察。欧洲各国也拥有很多“共同的历史”，如拿破仑战争、1848年革命、一战、二战、欧洲一体化进程、1968年学生运动等，跨国史视角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历。此外，跨国史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改变欧洲史研究过于注重大国而忽视小国的局面。长期以来，现代欧洲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英、法、德等大国，因为这些国家塑造了欧洲历史的进程，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东南欧国家以及比利时、瑞士与荷兰等小国则被认为无足轻重而遭到忽视，欧洲史变成几个大国史的汇总。但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荷兰和比利时在现代历史上都曾拥有过海外殖民地，与东南亚和非洲有过广泛的跨国联系，对这些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43)即使在大国主导的冷战进程中，小国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人权保障等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提出及被写入《赫尔辛基议定书》，主要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欧洲小国推动的结果，其中比利时外长艾蒂安·达维农(Etienne Davignon)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等大国反而成了追随者。(44)
    欧美以外的国家的历史研究也开始引入跨国史的视角。研究犹太史的学者们发现，犹太人的历史主要是由跨国和流散的经历构成的，犹太民族散居世界各地、又返回故国的经历是典型的跨国经历，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形成是通过把这些跨国经历“国家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跨国主义之上的，同时也必须透过以色列与海外犹太族群的跨国联系才能加以理解。因此，跨国视角是理解以色列历史的核心路径。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舒拉米特·沃尔克夫(Shulamit Volkov)所言，“如果说民族国家历史范式因为将研究对象局限在国家疆界之内的事务而受到其固有‘狭隘性’的损害，那么把一个典型的流散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犹太史则本质上是跨国的”。(45)
    在跨国史研究的影响下，把国家视为自足、封闭的单位和历史天然载体的史学观念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国史”研究被重塑：此前历史书写中“隐形”群体的经历被再现，历史上被淹没的声音开始被倾听，外来因素在本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得以凸显，本国历史进程“独特”和“例外”的观念被弱化。托马斯·本德在其2006年出版的从跨国史视角重新书写美国历史的著作中曾言，跨国史视角的引入和该书的出版“预示着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美国历史的终结”。(46)如果用这句话来描述跨国史视角对其他很多国家史学的影响，大体上也是合适的。
    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史视角的引入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史学，而是丰富和深化各国历史的研究。如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所言，跨国史并非天生就优越于民族国家史，历史学家应将跨国史视为对民族国家史的有益补充，综合运用两种视角和框架研究本国的历史。(47)倡导跨国史的目的是深化对民族国家历史语境的理解，也就是把国家“想象为本质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存在的”，“总是卷入或参与到更大的进程和变化中去”。(48)通过对国家的重新定位，民族国家史学才能摆脱其固有的狭隘性和封闭性，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现实。
    三、跨国转向与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兴起
    跨国史的兴起催生了诸多新的研究题材和研究领域，包括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对象的跨国社会史，研究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跨国经济史，关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传播的跨国文化史以及国际人权史和国际体育史。这些新题材和新领域是在跨国空间中发生的事态，其意义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加以彰显和理解。
    从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World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于1855年成立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在1909年，世界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176个。(49)到2000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已达47098个。(50)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基本人权、保护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实施人道主义救助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民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有学者甚至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兴起“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51)实际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二战后就已经被认识到。鉴于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建立和宪章起草的贡献，《联合国宪章》第71条有如下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与联合国建立联系，并在联合国内具有正式协商地位。政治学学者在70年代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将其视为全球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但历史学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相对较晚。由彼得·威利茨编辑、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论文集考察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影响，并将国际非政府组织视为“世界的良心”。(52)另一本论文集《构建世界文化：1875年以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考察了1875年至1973年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成长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孕育和传播，有助于“世界治理机制”(world polity)的建立。(53)入江昭的著作则赞扬非政府组织培育了人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即“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的兴起。(54)这些研究都把非政府组织视为民族国家之外的积极力量，对非政府组织在改善人类境遇、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资本主义从兴起之初就具有跨国性，无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强调资本主义的跨国性质，而跨国公司的兴起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跨国性。跨国公司虽然受来源国的保护并受驻在国法律的约束，但是其逐利性质使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管理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汇合了多国的劳动力、资本和市场，具有极强的跨国性，因而不能单纯地放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加以理解。跨国公司不仅左右世界经济形势，塑造国际关系，对民族国家的成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跨国公司，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扩张几乎是同步的，实际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如19世纪的南非和20世纪的伊朗)的国家构建具有极大的影响。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当然并非近年才开始的，但冷战结束后跨国公司史的研究特别强调跨国公司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以及跨国公司如何推进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霍布斯鲍姆在1995年出版的《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对跨国公司给予了特别的关注。(55)杰弗里·弗里登在《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兴衰》中探讨了179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史和全球化进程。作者把1870-1914年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认为当时国际经济特征与冷战后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一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接着是大萧条、经济民族主义泛滥、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分裂，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才得以恢复，并在冷战结束后大大加快。(56)对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可以为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阿尔弗里德·埃克斯和托马斯·蔡勒的《全球化与美国世纪》考察了以卫星通信和喷气式飞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同美国精英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政策一起，如何推动了美国风格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又如何促进了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和“美国世纪”的到来。作者通过全球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进程，突出跨国公司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57)
    人权观念兴起于18世纪后期的北美和欧洲，它最初是国家内部的事务。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人权运动变成跨国性的运动。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人权又成为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特别是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后，国际人权机制建立起来，人权保障逐渐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常规议题，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各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在冷战结束被普遍认为是正当和合理的。有关性别平等和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长期以来被放在国家框架内进行研究，这些权利都被视为公民权利，即作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的权利。但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人权观念则是把人权视为与公民身份无关的、与生俱来的和普遍的权利，即每个人，无论性别、国籍、信仰和族群身份是什么，都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都有权获得有尊严的对待。也就是说，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因此，跨国史或全球史的框架比民族国家框架更适合理解人权现象。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涌现，普遍人权观念的传播与发展、人权保护国际规范与机制的建立以及人权保障的实践成为研究的热点。入江昭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人权革命的国际史》把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称为世界事务中的“人权革命”时期，这场由政治领导人、非政府组织、人权活跃分子发起的人权革命不仅建立了人权的国际规范，而且使普遍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把人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少数族裔、妇女和政治异见人士。论文集的诸位作者考察了二战后人权公约的制定、纽伦堡审判、日内瓦公约的制定、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人权政治、国际科学界人权议题的兴起、全球反割礼运动，涵盖了国际人权史的多个方面。(58)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德国学者斯蒂芬-路德维希·霍夫曼编辑的论文集《20世纪的人权》，编者把人权的兴起和国际化视为20世纪特定历史情境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目的论式的演进过程，提供了一个考察人权历史的新视角。正如霍夫曼所言，人权观念是在18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但是在19世纪的政治法律话语中突然消失(19世纪流行的是文明、民族、种族和阶级等概念)，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权才发展成抵制国家权力滥用的政治和法律词汇，而这与20世纪中后期的危机和战争，特别是国家权力(希特勒德国)践踏人权的暴行和人道主义灾难相关。(59)论文集的多位作者分别考察了20世纪各种历史情境下人权在全球政治中兴起的十几个案例，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欧洲，也包括亚非拉地区，因此提供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关于20世纪人权演进的叙事，反映了近年来国际人权研究的新趋势。近年来，从跨国史视角对人权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国际人权思想的演进、人权的历史、世界人权宣言的出台、20世纪的种族灭绝暴行、非政府组织与人权、倡导人权的跨国网络等。(60)
    大众消费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的美国，随后通过美国的经济扩张和文化输出传播到世界各地。大众消费主义以及相伴的大众文化成为20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跨国现象，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际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及其“本土化”间接地促进了冷战的终结。(61)大众消费主义和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还引发了关于“美国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早期的研究认为，消费主义和美国大众文化传播导致世界的“美国化”和文化的同质化与单一化以及美国文化的全球主宰，而晚近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大众消费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以及美国大众文化对当地社会的适应。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把美国大众文化的输出和美式消费主义的扩张等同于“美国化”，转而认为世界各地的消费主义越来越多样化，美国风格的大众消费主义的传播导致消费领域多元地方主义的兴起。(62)较早关注大众消费主义的学者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斯特恩斯。他在《世界历史上的消费主义》一书中，考察了作为现代现象并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主义在西方的起源，消费主义在俄国、东亚、非洲和中东的表现以及消费主义在当代造成的种种问题，该书被认为是研究大众消费主义的开创性著作。(63)约翰·布鲁尔和弗兰克·特伦特曼合编的论文集《消费文化，全球视野》一书考察了消费者概念的产生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对美国风格的消费主义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论文集作者选择的个案涉及亚洲、非洲、中美洲和欧洲多个国家，是一部真正从全球视野研究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史的著作。(64)论文集《消费者的制造》则把大众消费主义研究从关注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转向研究消费者，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考察了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到当代中国的消费者身份的演变和消费伦理的变迁。(65)简言之，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传播已经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代体育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伴随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体育开始向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逐渐成为跨国性的活动。作为高度国际化的领域，体育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观念、人员、信息和生活方式的跨国交流以及全球相互依赖意识的形成。没有哪一种活动像体育那样让世界各地具有完全不同的族裔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人民严格遵守同一种规则，也没有哪个行业像体育那样让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即观看和欣赏同一场比赛。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培育人类相互依赖的观念和世界共同体意识。现在成员单位最多的国际组织不是联合国，而是国际足联，联合国有会员国193个，(66)而国际足联的成员单位有209个，(67)体育堪称最国际化的领域。在20世纪历史上，体育还成为激发民族主义力量和塑造国家认同的工具，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体育成为国际关系工具的最著名例子就是中国的乒乓外交。美国和苏联分别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抵制也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对抗的标志。不仅体育本身是跨国现象，现在很多国家内部的体育项目也已经大大国际化了，最典型的是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在2005-2006赛季，美国职业篮球联盟20%的球员来自国外。(68)因此，把体育仅仅放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从跨国史的视角来审视体育的影响。体育与民族主义、体育与全球化进程、体育与国际关系等问题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69)
    不仅如此，跨国史还改变了一些传统研究领域的路径和方向。移民史并非新的研究领域，但传统的移民史研究受到国家中心主义观念的主导，通常将移民纳入民族国家历史中加以理解和研究，从移民输出国的“推力”和输入国的“拉力”两个方面来解释移民的原因，并着重考察移民在输入国被同化的过程。而从跨国史的视角研究移民史，则强调“跨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在移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将研究重点从移民在移居国的同化过程转向移民与其来源国之间的跨国联系和双重忠诚，以及这种跨国网络对移民群体的经济生活和身份认同的影响。(70)同时，移民史研究还开始关注难民和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包括奴隶贸易、战俘、强制劳工)等民族国家史完全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思想和观念的跨国流动也是传统的史学题材，但传统的研究更多关注理论、学说和思潮的跨国流动以及思想家文本的传播，而跨国思想史的研究则关注观念单元，特别是现代性观念(民主、自决、民族国家、理性、科学主义、发展、大规模生产、消费主义)的跨国传播，以及这些观念单元的本土化过程，考察外来观念如何适应当地社会，为输入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目标服务。(71)实际上，跨国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其他的专题研究领域，如妇女史、劳工史、宗教史、城市史、技术史等都因为跨国史的引入而展现出新的面貌。
    一种新的史学方法的生命力取决于其能否激发新的史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就此而言，跨国史不是昙花一现的史学时尚，而是有着很强生命力的新的史学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