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从古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但近代自尼布尔等人的贬低之后，长期受学界冷漠。直到20世纪上半期受到研究政治哲学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的重视。施特劳斯后来在学术界异军突起，并由此形成了施特劳斯学派，不但深刻影响了学术界，而且对美国高层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①他对色诺芬的研究也成为扭转学术界对色诺芬认识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色诺芬这样一位复杂的古典作家，若忽视施特劳斯曾经做过的相关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②
    施特劳斯思想的创见在于他对以科学为特点的现代学术危机的反思。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许多思想家过分相信理性主义，而不给信仰留有余地，信仰问题变成了私人领域的内容，与学术界疏远，这导致自古典时代以来哲学（关乎理性）与信仰（关乎价值）之间相反相成的紧张关系不存在了，学者们不再相信永恒真理的存在。③结果现代理性，现代社会科学（以历史主义为底色），乃至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机。于是他认为政治学不应变成政治科学，而是要回归政治哲学，进而回归到政治哲学起源之时所讨论的主题。④他认为政治哲学发端于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将对人的探讨从之前自然哲学的探讨中区分出来，而又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是开创了对什么是善的讨论，将哲学探讨从天上转到人事，转到了城邦生活的好与坏。⑤
    要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就涉及如何解读古典文献的问题。施特劳斯在解读中世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思想家的作品时，重新开始倡导隐微解读的方法。他认为传统哲人迫于政治环境，且因哲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不易沟通的鸿沟，在写作过程中既要使其作品在外表上符合社会主流观念，又要将自己更真理性的认识隐藏在字里行间。所以，我们在解读古人作品时，要看其显白的（exoteric）表述，更要深入其隐微（esoteric）之处。⑥
    施特劳斯因为研究苏格拉底而对色诺芬产生了兴趣，但在深入认识色诺芬的作品后，对他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色诺芬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展现异曲同工，都展现了高超的写作（修辞）艺术。色诺芬是个伟大的人物，只是他的伟大长久以来没有被认识到。他推崇色诺芬的思想和写作技巧，称之为“我特别心爱的人（Liebling）”。⑦
    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论述也占了他一生著述和讲座的重要部分。1939年他发表了论文《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The Spirit of Sparta or the Taste of Xenophon”，Social Research,Vol.6,No.4（Winter 1939），pp.502-536，以下简称《品味》）；之后他长期关注色诺芬，1948年出版了《论僭政：对色诺芬〈希耶罗〉的解释》（On Tyranny:an interpretation of Xenophon’ Hiero,New York:Political Science Classics,1948）；1954年，他的法文版《论僭政》出版，其中有一篇回应亚历山大·科耶夫和埃里克·沃格林评论该文的《重述色诺芬〈希耶罗〉》（Restatement）；1962年他曾开过针对色诺芬作品的研讨班；1968年他发表了一篇书评《关于古希腊史家》（Greek Historians,Review of Metaphysics,Vol.21,No.4（June 1968），pp.656-666）；1970年他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讲述——〈家政论〉释义》出版（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economicu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以下简称《释义》）；1972年他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出版（Xenophon's Socrat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以下简称《苏格拉底》）。1973年，施特劳斯病重，在去世前三个月，仍在研究色诺芬的《长征记》，⑧1975年他的遗文《色诺芬的〈长征记〉》发表（Xenophon's Anabasis,Interpretation,V,4,No.3（Spring 1975），pp.117-147）。以上这些文章和著作，都已有了中译本，收入刘小枫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之中。⑨
    在古代，色诺芬被看作是杰出的哲人和史家，而他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修辞风格——自然、甜美、优雅。⑩现代学科划分使人们不再将修辞艺术看作是认识和表现的普遍方法，只将之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修辞艺术的衰弱是现代人不能欣赏色诺芬的重要原因。（11）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研究恰恰是从其修辞着手，深入到他的哲思，进而发现了他的史学要旨。下面笔者从这三个方面论述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研究的贡献。
    第一，施特劳斯发现了解读色诺芬作品的新方法，进而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
    施特劳斯认为认识传统哲人的思想，要重视“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分支“哲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hilosophy）。关于“知识的社会学”，在他之前，主要是马克思、韦伯和曼海姆等人围绕着意识形态（ideology）问题展开的。而施特劳斯所阐释的“哲学的社会学”，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宗教、大众观念等）之间存在着对立，社会并不承认哲人们哲学探索的权利（the right of philosophizing）。正是这种环境，促使传统哲人发展出了一种隐微写作的传统，这在中世纪犹太和阿拉伯学者，及古代学者那里都是存在的。这种写作的特点就是，作品既要看上去符合社会的一般观点（显白的部分），又在字里行间表达哲人独立的思考（隐微的部分）。传统哲人不分阶级，大都深谙此道。（12）
    色诺芬作为深谙苏格拉底修辞的作家，其作品中也充满了隐秘的含义，需要研究者细致入微的探究。过去对色诺芬误读的重要方面就是认为色诺芬崇尚并偏向斯巴达。（13）施特劳斯的《品味》显然就是针对类似观点而作。该文认为，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讨论斯巴达社会政治的相关主题（女性状况、子女教育、财富、男子汉气等）时，暗含着“对该城邦及其精神最犀利的讽刺”，（14）并进一步引申阐述了哲人与城邦政治（包括城邦信仰）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及哲人使用显白写作之术的必要。这里显白写作的意思就是哲人的作品外表上要符合社会政治的基本要求，这样既可以避免政治的迫害，也可以防止打破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仰基础而对社会造成危害。于是显白写作成为哲人保护自己和保护社会的一种手段。而显白写作的另一面便是隐微写作，这两种写作手法实际上是一种写作手法的两个侧面。与显白相对而隐微的一面，就是为了向社会中少数有智慧的人传达真理。所以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可谓一箭三雕（保护自己、保护社会、传达真理），体现了古代哲人保持独立思考的特殊方式。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所体现的古代哲人的精神特点就是智慧与审慎（sophrosynē）的结合。当现代人可以高调评判一切的时候，他们也丧失了这种审慎，和对这种写作艺术的欣赏。（15）通过《品味》一文，施特劳斯借助对色诺芬作品的分析，阐述了认识古代哲人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探究其显白或隐微写作，同时也指出了近代以来人们误读色诺芬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懂得欣赏这种写作方式。施特劳斯在该文末尾说到：
    尽管以往和现在关于色诺芬的俗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颇有道理的，但那不啻为对这样一颗真正高贵之心灵的侮辱。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宁愿伪装成一个乞丐穿越历史长河，而不愿将苏格拉底那平静而清明之智慧的秘密贩卖给众多不理解的人。这反倒使他名垂千古，因为他对某个阿格西劳斯，某个居鲁士，或某个色诺芬之故事的叙述极富艺术技巧，节奏明快，令人目不暇给——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和了（intoxicated）苏格拉底的智慧。（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