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施特劳斯展现了色诺芬作为一个哲人的伟大之处。
    狄奥根尼·拉尔修在其《名哲言行录》中曾为色诺芬作传，（17）但近代以来，在哲学史中色诺芬的地位实际上被边缘化了，人们只是在讲苏格拉底时，才提到他，而且常常是贬低他的，认为他弱智而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18）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近代以来，受普遍的自然科学（以理念论和实在论为基础）的影响，理论化的哲学及各种学问在西方学术界占了主流。那些不够理论化的作品便不再符合哲学研究的口味。而色诺芬的作品恰恰不符合这种标准：他的作品显得太通俗了，以致他的《家政论》被15世纪的英国神父送给要出嫁的姑娘作为礼物。（19）
    但施特劳斯通过分析色诺芬作品的显白和隐微之处，还原了一个深谙苏格拉底思想精神而又富有创造力的色诺芬。（20）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回忆苏格拉底》、《申辩》、《会饮》、《家政论》）长期被认为虽然比较能反映生活中的苏格拉底，但无法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精神。施特劳斯在重新审视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本人思想的还原）时，特别重视的恰是这些作品。他的《释义》和《苏格拉底》标志着他通过色诺芬还原了苏格拉底。首先，苏格拉底不但追求关于人与城邦的知识，也追求自然的知识，苏格拉底要通过对自然、人和神的统一的探究来认识整全（the whole），而在这种统一的探究中，人对自身的认识和自我的审慎状态起着关键的作用。（21）色诺芬说苏格拉底根本不考虑宇宙的性质和运行的规律，并称那些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是疯子，也不主张其追随者在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学习超过实用的范围。（22）但在苏格拉底劝说阿里斯托德莫斯（Aristodemos）相信神明存在并影响着人类的对话中，施特劳斯发现二人所理解的神明完全不是一回事。阿里斯托德莫斯与雅典大众所理解的一样，认为神是造物的工匠，给予人的是特别或具体的恩宠；而苏格拉底所说的神明其实就是世界的理性（nous），给人的恩宠是普遍的，因为它赋予人理性的灵魂，它就是给他劝告的精灵（to daimonion）；前者劝说后者虔诚敬神同时包涵着劝其探索求知。（23）施特劳斯还注意到，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正义、虔诚、智慧、美善、审慎等主题同友人讨论之后，又讨论了他借以求知的辩证法的本义——即人们聚在一起就某个主题进行讨论并将事物分类（dialegesthai或dialegein），并将之作为导向优秀（美德）、快乐和谈话技能的方法。整个《家政论》在施特劳斯看来，表面上是在介绍家政管理的技艺，实际上隐含着对苏格拉底宇宙观与辨证法的展现。（24）其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与城邦的法律并不必然一致，有超越城邦的神圣法，也有更高的正义。施特劳斯发现，色诺芬虽然用大量的篇幅辩护苏格拉底是遵守城邦法律的典范，并在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对话中，强调守法即正义的观点，但却在先讨论了城邦法后，又将讨论导向了自然法（也即“natural laws”）；这样“正义即守法”的论断中就暗示了存在超越城邦法律的正义。（25）再次，苏格拉底展现了一种至高的哲学生活（philosophizing），这种生活包括对智慧的追求，实践的能力，巧妙的修辞（如对不同水平的友人采取不同的教导，显白与隐微的表达等），也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是进入了（initiated）一种充满快乐的审慎之境界。（26）这样通过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还原的苏格拉底跟柏拉图、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对应的。（27）
    在施特劳斯看来，如果说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是为了展现苏格拉底的思想精神，《希耶罗》、《居鲁士的教育》、《长征记》则是色诺芬在深刻领会苏格拉底思想精神的基础上对僭主的技艺、国王的技艺、他自己远征经历之正义的精彩述论。（28）而离开苏格拉底的思想特色，我们也无法理解《希腊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