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拉伯史学的繁荣期
    泰伯里逝后的三百余年内，阿拉伯历史的车轮滚入了王权羸弱、帝国分裂、群雄并立和外患频至的时期。945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开始沦为布维希人的傀儡；1055年，塞尔柱人取代布维希人，监护着哈里发的一举一动；1096年，十字军开始东侵；13世纪初，蒙古人西征。正如安达卢西亚史家伊本·拜萨姆(？-1147年)所言：“荒野孤狼伴，乌鸦单羽翻”。(47)然而，就在社会衰乱时，阿拉伯史学迈入了繁荣期。从十世纪初到阿拔斯王朝灭亡，仅伊斯兰东部地区就有超过1200名史家。(48)这三百余年的阿拉伯史学除了史家和史书的数量庞大以外，还有以下六个特点。
    其一，史学的学科地位提高，而且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影响。由于阿拉伯人的学术分科思想深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49)史学迟迟未能在阿拉伯的学科体系中获得明确的独立地位。著名哲学家法拉比(870-950年)的《科学统计》一书改进了肯迪(801-873年)的哲学分科，却仍然没有给史学安排相应的位置。(50)十世纪末，伊本·纳迪姆(932-990年)的《目录》和艾哈迈德·花拉子米(？-997年)的《科学的钥匙》弥补了这一缺憾，把史学视为一门重要学科来加以详细地描述。(51)阿拉伯史学获得了学科独立地位，表明阿拉伯人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史学的价值和作用。随着阿拉伯文化的深入发展，史学不仅继续汲取文学和宗教学的营养，还吸收哲学、占星术和地理学等方面的成果。例如，麦斯欧迪和米斯凯韦(932-1030年)通过历史作品来阐述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种种现象的哲学思考。(52)哈姆扎·艾斯法哈尼(893-970年)说：“我只有在星历表中才发现关于他们的年谱的记载”。(53)比鲁尼(973-1048年)在《印度志》(原著为波斯文)中充分表露了他对占星术的兴趣。生活于804-1759年间的著名穆斯林地理学家共76位，其中生活于923-1258年的有28位。(54)他们的著作无疑都包含了丰富的史料。
    其二，“七派争鸣”的局面形成。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许多基督教徒继续用古叙利亚文写历史。与此同时，六个地域性历史学派共同绘制伊斯兰史学版图。1.伊拉克学派的中心由巴士拉和库法转向巴格达。伊拉克史家们仍然把维护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性视为己任。2.叙利亚学派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为中心，多效仿伊拉克学派，缺乏独立的历史思想。3.也门学派继续钻研古史。4.在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和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时期，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的史学附属于埃及学派。5.安达卢西亚的史家们喜欢表达浓厚的家国情感。6.在萨曼王朝(874-999年)大臣兼史学家巴拉阿米(？-997年)把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译成波斯文以前，波斯学派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此后，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才逐渐增多。
    其三，史家的职业出身多元化，而且产生了许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史学世家。除了像艾布·努艾姆(948-1038年)、赫推布·巴格达迪(1002-1071年)和伊本·阿萨奇尔(1105-1175年)等宗教人士以外，还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热衷于著史：埃米尔，如伊本·马库拉(1030-1094年)、伊本·蒙齐兹(1095-1188年)和伊本·沙汗沙哈(1172-1220年)；大臣，如穆赛比希(977-1029年)和鲁兹拉瓦利(1045-1095年)；法官，如塔努黑(940-994年)和马沃尔迪(974-1058年)；医生，如伊本·布特兰(？-1066年)和伊本·马里斯塔尼(？-1203年)；(55)书商，如伊本·纳迪姆和雅古特(1179-1229年)，等等。这个时代也造就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艾布·法拉吉(897-967年)、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和伊本·焦济(1116-1200年)等。此外，萨比家族、萨姆阿尼家族、比纳家族、麦格迪西家族、拉兹家族和阿萨奇尔家族等是著名的史学世家。
    其四，伊斯纳德的重要性下降。八至十世纪初，伊斯纳德是评判史书质量的主要标准。此后，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究其原因有三。首先，伊斯纳德自身的局限性。它的保真功能只对伊斯兰教史有效，对于前伊斯兰史、古文明史和外国史却没有多大的用处。(56)其次，泰伯里权威地把历史写到了915年。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说：“在诸多史家中，我以他为准。因为他是完美的伊玛目，是知识的集聚者，是可信之人”。(57)最后，第一手史料备受推崇。麦斯欧迪游历世界三十余年，以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写下了盛誉千年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伊本·格拉尼斯(1077-1160年)的《大马士革志》证明了亲身经历和官方文书对于政治史写作的重要性。
    其五，鸿篇巨著涌现。麦斯欧迪的《时间纪事》原稿可能有六千页，可惜仅存250页。(58)马尔祖巴尼(910-994年)的三部诗人传记超过3万2千页。(59)希拉勒·萨比(969-1056年)的《历史》写了40卷(现仅存第八卷)。西卜托·本·焦济(1186-1256年)的《时间镜鉴》也有40卷。安达卢西亚史学巨匠伊本·哈彦(987-1076年)的《坚实集》约60卷(已佚)。(60)伊本·阿萨奇尔的80卷本《大马士革志》耗费了他30年精力。(61)医生伊本·马里斯塔尼试图把《巴格达志》写到100卷，可惜未能如愿完稿。伊本·阿基勒(？-1119年)的《艺术全录》写了400卷还没有写完！(62)
    其六，史书内容和史学思想的深化。阿尔及利亚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尔考(1928-2010年)把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颂扬穆罕默德的丰功伟绩，争论倭马亚王朝的宗教和政治合法性，记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第二阶段从阿拔斯王朝建立到泰伯里去世，历史文学盛行，人的价值、目的和命运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始于十世纪，历史和哲学开始联姻，理性思维和神学辩护交织，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问世。(63)伊拉克史学家阿卜杜·阿齐兹·杜里(1919-2010年)则把古代阿拉伯史学思想归结为六大类。1.宿命论。安拉规定了一切，人无从改变。2.公正说。人的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意愿，但人具有意志自由，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贵族观。贵族对伊斯兰文明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4.善恶观。历史是善与恶的冲突过程。5.像麦斯欧迪那样解释历史进程。6，像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那样分析国家兴亡。(64)其中，前五种史学思想在阿拔斯王朝中后期的史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阿拉伯史学在日渐衰微的政治环境中走向繁荣发达。诚如艾哈迈德·爱敏(1886-1954年)所言：“其原因在于伊斯兰诸王国当时争相用文人和学者为本国装潢门面并以此炫耀，因而学者受到宠爱并被赐以厚禄……这就使许多学者在诸国割据、自立的形势下得以安定下来”。(65)这可以说是阿拉伯史学繁荣的外在有利因素。究其内在原因，史学经过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发展，已经成为阿拉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具有了不断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
    四、阿拉伯史学的延续期和衰落期
    1260年的艾因·扎路特战役证明了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具有抵抗蒙古铁骑的军事实力。而且，马木鲁克军团还先后多次击败十字军，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纳入王朝版图。于是，伊斯兰世界东部和西侧的大批学者、工匠和能人异士等纷纷逃往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寻求安身之所。阿拉伯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军团的庇护下得以延续。该时期的阿拉伯史学以埃及开罗和叙利亚大马士革为中心，在编年史、人名词典、传记、地理和行政百科全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66)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实现了重大突破。马木鲁克王朝的两百多年是阿拉伯史学的延续期，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史学的官方化。从七世纪开始，历史编纂一直备受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们的关注，但在政府部门中并未设立专门负责修史的职位。实际上，阿拉伯史学的官方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1226-1283年)曾任命以修史而著名的伊本·萨伊(1197-1274年)为“史官”(muharrir al-Waqāi'a)。后者死后，伊本·福瓦蒂(1244-1323年)继承了他的职位，全权负责修史工作。(67)与此同时，马木鲁克王朝的档案馆(dīwān al-lnshā')(68)也兼备了修史的职能。主持过档案馆工作的努伟里(1279-1333年)、欧麦利(1300-1349年)和格拉格山迪(1355-1418年)等人均是当时顶尖的百科全书编纂家。
    第二，史家的阶层化。通过考察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史料可见，当时的城市社会主要由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和平民等三个阶层构成。(69)从这些阶层中产生了四类史家。1.“拿剑的人”(arbāb alSūyuf)。他们在处理国家军政事务之余，对历史写作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军事谋略，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政治和军事史参考价值。比如埃米尔拜伯尔斯·曼苏利(1247-1325年)的《伊斯兰史粹》和亲王艾布·菲达(1273-1331年)的《人类史纲》。2.“拿笔的人”(arbāb al-Aqlām)。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任文职工作，例如伊本·阿卜杜·扎希尔(1223-1293年)和萨拉丁·萨法迪(1297-1363年)。3.宗教人士，如扎哈比(1274-1348年)、伊本·凯西尔(1302-1373年)和伊本·哈贾尔(1372-1449年)。4.军人后裔(awlād al-Nās)，如伊本·杜格玛格(1349-1407年)和伊本·塔格利·比尔迪(1409-1470年)。
    第三，史书编纂方法的模式化。沙奇尔·穆斯塔法说：“几乎没有发现马木鲁克—蒙古时期的史家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他们只是继承了前人收集材料、整理文献和编纂著述的路子。”(70)麦格里齐(1364-1442年)的《埃及志》、巴德尔丁·爱尼(1361-1451年)的《历史璎珞》以及伊本·艾巴克(生卒年不详)的《宝库与珍集》等著作的取材无非有三：转抄的、听闻的以及目睹的。编排顺序主要还是按照时间先后(即编年史)、字母顺序(多为集体传记)、朝代、地区、国家和阶层等。
    第四，史书内容的精细化。该时期的史家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编年史的编纂精确到了月和日。伊勒姆丁·巴尔扎利(1267-1339年)的《什哈布丁·艾比·沙玛史续编》是按照月份来编排历史的早期作品。(71)麦格里齐的《埃及诸王史》是该时期的精确到日的典型编年史。伊本·塔格利·比尔迪续编了这部著作，写成《日月之事》。(72)伊本·绥拉菲(1416-1495年)的《历史中的身心逸步》按年分章，再按月份分节，最后按日编写每节。(73)
    第五，历史哲学的奠定。黑格尔说，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三种。(74)前二者是上文提及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史家所使用的方法。伊本·赫勒敦对其中一些史家表示不满，他说：“他们对时代发生的变化、对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的兴衰，表现出十分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谈事件最初的情况，不提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事件的发生，也不分析最后为什么结束了”。(75)他修撰了《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历史纲要和殷鉴》。该书“包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知识，还有许多大家很熟悉又被掩盖了的哲学道理”。(76)伊本·赫勒敦并不是第一个尝试把历史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人，但他却是成功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至今的人。在这部书的绪论卷成书(1377年)四年之后，伊本·易卜拉欣·伊吉(生卒年不详)试图把神学、哲学与历史相结合，著成《史学宝鉴》。(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