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孔子、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等思想大家登上历史舞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百家争鸣。可以说思想文化空前繁荣，那么为何说此时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巅峰？ 许多人认为，春秋时期的种种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泉。之后年代里，许多流派并没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分支旁流的形式，继续张显着春秋时代的文化记忆，但是已经没有原先那种洋洋大观、气势恢宏、生机勃发的气韵——文化明显趋于保守，许多方面，仅仅停留在对春秋时期各家文化进行考据、注解、教习的分上。不但缺少突破，甚至有些还低于春秋时期所奠定的基准。 不能否认，习惯性的，这种我们对春秋时期及以后时代文化的比较性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况且就此文化现象而言，几乎是学界没有异议的定案。但是如果这种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是唯一的正确的解读，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另外一个命题:春秋之后的种多人在智力或者文化创造造力上，远远的衰败了。 相信，极少有人愿意厚古薄今，接受这样的推论。正常情况下，鉴于历史进步的性质，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后人的文化行为多少都应该是进步的，即使后人在文化创造力上没有进步，但无论如何也至于退步——不正常的文化迫害时期应该除外。既然这样，我们中国人在春秋以后，的确表现出来的不断衰竭的思想创造力，又当何论呢？ 通常的解释为: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多国并立和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秦统一六国后，接下来的局面，大都是一个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这种专制主义国家恰恰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粗看上去，这种观点，显得颇有道理。历史上不是的确存在着学术活跃程度同政治的专制程度成反比例的现象吗? 但问题是，这种解释重视了我们现在看来应该好好存在的文化，而没有去细细的分析，压迫这种应然，使之无法成为实然的政治环境。 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固然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是否有文化的支撑因素呢？当然不可能没有。如果说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应当是统一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春秋时期相对自由活泼的倾向于个人理性主义表达的文化相异，在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也必然应该存在着一种与这种历史形态相一致的、大一统的、集权的文化，这种文化牢固的支撑着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 这样理解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春秋时期的文化的评定，必须重新进行了。后来世代对春秋时期文化气氛的割挤，不可能只局限在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背后还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与发动，也就是说一种与春秋时期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起着巨大的作用。甚至更精确的讲，归根到底，春秋时期的文化在往后面传播的过程受到了另外一种在客观效果上处于更强势地位的文化的猛烈压挤和排斥。这种文化以大一统和集权为特征，不但削去了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许多棱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持续的时间更长，与历史结合的更紧，在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效果更大，也更有资格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但是，为什么现代学界，普遍漠视历史上存在着的这种大一统的集权式的文化主流呢？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文化的巨大的偏见。 现在对思想、文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的界定，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在考量思想文化的价值的时候，用的根本就不是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标尺。我们只是根据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根据我们现代人的文化趋向——说白了也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趣味——作为标准，来评价衡量历史上的文化思潮的。 春秋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张扬了个人的逻辑理性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的时期。它与现在由西方所倡导的已经逐渐为全球所接受的，被誉为普适价值的文化脾胃最相投合。因此，只有这段时间里的文化才为我们现代人所关注，并冠之以思想、文化的名号，或者称之为思想文化的精华。 而集权、统一时期的思想、学说、精神，则基本上是被忽视的，或者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是从这种文化扼杀春秋时期文化精神的传承这一不幸史实的角度上着手，笼而统之的称为糟粕。这样一种天然要排斥大一统时期的文化，倾向于春秋时期文化的价值取向，当然让人们会不由自主的忽视大一统时期的文化，称赞盛赞春秋时期的文化。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我们的好恶而抹杀。中国的大一统社会里的大一统的文化，确实占据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甚至现在还在延续。它在大部分时期为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所贯穿使用，可以说势头之盛远远盖过了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文化思想。甚至不但在春秋以后，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与当时大一统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化形态仍然是集权的、大一统的。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来重新考察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源头：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或者更集中一点说是当时的儒家？还是起源于夏商周，贯穿于中国历史始终的大一统文化？显然，在更宽宏的历史背景下，后者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内核，作为历史的精神、民族的魂魄，始终被历史执行、演绎着。在这种新的文化定位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恰恰不应算做是源头和主流，而是历史的意外，这些支脉，短暂性的生发，获取了惊人的生机，但是随即不可抗拒的淹没在大一统文化的洪流中。 即使在东周以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这时候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大一统的文化、思想也并没有全面中止，只是鉴于政治上相互制衡的现实，不得不处于半蛰伏状态，或者仅仅作为政治目标存在着。这时，各诸侯国的竞争关系，给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现实的个人理性主义，暂时盖过了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关怀平民的人本主义盖过了精英集权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一个有力的中央政权可以效力，借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能向个人理智主义的角度转化，借以通过追随者的认可，彼此的论战，来建立自己的权威，显现自己学派的价值。这样就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文化风貌，比如儒家重德性，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成效，墨家重说辩等等，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一统天下后，随着大一统的历史格局恢复，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也在学术、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不需要靠贵族平民的认可、追随，来获得认可；他们只需要获用于中央政权，就可以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获得权威。最明显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同仕宦阶层相通，学者们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这在春秋前的夏、商、周时代，表现没有后来这样明显，但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里，不得不再讨论一下春秋时期的儒家，因为只有这一派好像在后世朝代里还是比较兴盛的。其实，儒家所表述的思想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对古人的思想进行了记录总结而已，这就多少透漏出了儒家和大一统文化的关系。 儒家的思想元素本就来源于春秋之前的大一统社会，仁义道德是处理表层社会关系的手段，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才是核心。值春秋战国，竟斗连绵，仁义不复之时，孔子自然首先意识到了仁义道德的在此乱世的严重缺失，企图通过修复道德精神来弥合天下纷争的灾难，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道德仁义只是夏商周三代的表层文化，大一统才是当时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核心。因此，尽管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论已经达到了极高极完备的地步，可是由于缺乏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孔子也只能惶惶如丧家之犬，相反社会大一统的进程，在潜在的大一统的文化精神的推动下，一直在积极的进行着。 有感于时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多的将焦点放在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体悟，人生智慧上，并且朝着民众个人道德智慧的方向走出很远。但是，不管较之先前，儒家如何精进了自己的学说，道德智慧毕竟在源头上是植根于大一统的文化土壤里的东西，和大一统精神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就预示了一旦有合适的政治环境，儒家便很容易同封建政权重新合流。 大一统社会终于在秦汉再现，大一统的局面要求全面复苏大一统的文化精神，这就必然要对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进行洗牌，许多思想因为其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异质性或者与之缺少联系，而在后来的社会进程中受到排斥或冷落。有许多派别，在春秋以后的朝代里，实际上不是已经焰火难继了吗？ 唯独儒家，因为与夏商周时期大一统文化的特殊血缘关系，使得它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迅速磨合调整，又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注意的话可以发现，实际上到了汉朝董仲舒的思想已经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分野，原因就在于春秋战国作为特殊时期，儒家实际上是相对于历史长河中的大一统的儒家的一种暂时性异化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很快被汉代儒士，如董仲舒等人纠正过来，重新走向大一统儒家学说的正常轨道。 春秋时期的思想是活跃的，有为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化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中的文化主流。实际上，长长的历史河流中流淌的并不是春秋时期遗传下来的东西，而是大一统早已开启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文化，实际上得益于较长时间的社会分裂局面，与其说是主流，到不如说是相对于大一统文化的异端。在这个反常角上度看，似乎更能理解其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会一下子消失。春秋战国时期也一样，尽管有很多流派、很多思想，被大一统文化抵制压抑，冲击的越来越淡，但是它们作为已经变异生成的因子，又必然要多多少少的被历史文化所携带。因此，即便在春秋战国之后，大一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时代里，依然可以发现一些它们零星存在的痕迹。不过，也仅仅只是剩下了一些痕迹可识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