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尤其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为后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了思想先导。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众多核心决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央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阐明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意见：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充分表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见。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1月2日上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会见由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这之后，邓小平不断地向国内外朋友和各界人士阐述中国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这种“合情合理的现实态度”。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 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长期探索的结果。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未竟之业。早在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曾指着一旁的邓小平等人向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这是他们的事了。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将台湾回归、祖国真正统一，当作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决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统一之梦！ 这，就是邓小平后来终生遗憾的由来。 “台湾回归祖国等三大任务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发表元旦讲话。他强调，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着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去年元旦我讲了三件大事，即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建交和台湾归回祖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去年元旦很有意义，那么今年元旦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因为我们要实现四化还有两个10年。如果在80年代这个10年中我们不能取得显着成就，那么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的目标就会告吹。在80年代中，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还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说明，我们在80年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党和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3年后，他在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提起中国的三大任务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宣布中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就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的当月，邓小平公开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重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邓小平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彻底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并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 1990年9月15日，针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一国两府”的企图，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明确表示：“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思考着如何才能实现“一国两制”的问题。他告诫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这亚洲“四小龙”。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有年轻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说：“您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微微一笑，谦虚地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就是邓小平没有做完，也来不及做完的事。面对人生遗憾，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年轻人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8期 作者：杨明伟 原题为：“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