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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日本自由派成了摆设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 为什么类似的灾难在不断重复 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 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酿成灾难。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 专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纳反对派，进而变成消灭反对者，然后是消灭反对声音，最后是消灭不赞同的声音。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逼人天天喊伟大，是在批量培养佞臣，而佞臣哪里会踩刹车。 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 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然而，在专制社会中，高层权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号令手下，它决不能犯任何错误，当大家都看到他犯错误时，他只能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 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因为做决策层不要直接承担错误后果，选择让别人去送死，总比选择让自己死要容易，说到根上，还是制度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