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弘毅，日本第32任首相。1878年2月14日生于筑前福冈那珂郡锻冶町一个石匠家庭，190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1906年以第一名通过外交官、领事官考试，1907年常驻清国，1929年作为帝国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1933年任斋藤实内阁外相，1934年任冈田内阁外相，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1937年2月总辞职，6月，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外相。1940年任米内光政内阁参议，1946年作为侵华战犯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是唯一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时年70岁。

广田弘毅(広田弘毅ひろた こうき，1878.2.14-1948.12.23)出生在福冈县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幼时受封建思想熏陶，时刻以勤王爱国为他的唯一信念。还在读高小时就加入当地的爱国团体玄洋社。受头山满领导，

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他受陆奥宗光资助到中国考察，又得山座园次郎资助到满洲考察，他热心研究中国的情势和俄国的政策，一时有支那通称号。1906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考入外务省，派赴北京使馆作随员，因为他对中国情势很有研究，不久升任通商第一课长。中国人民所不能忘怀的二十一条，据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1930年他任驻苏联大使，在这里，他潜心研究苏联问题，并解决了两国最大纠纷的渔业问题。九一八之后，在日本高呼“非常时”出任外相，他放弃了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也否定了内田康哉的焦土外交，把日本的狰狞面目换成笑里藏刀，步步进攻，缓中带急，他在议会中放言：“在我任期内，是不会发生战争的。”他收买中东路，与赫尔完成日美亲善的换文，高唱中日亲善，大得日本稳健分子的喝彩，被誉为一剂清凉药。加上他本来出身黑龙会，和右翼联络自然不成问题，一时间八面玲珑，四方讨好，竟使人感到外务省“行踪不明”。

1935年，日本陆军向华北方面挑衅，中日关系顿趋紧张。蒋介石政府对广田的协和外交抱有希望，向日本提出极为退让、想维持和平局面的三条原则;不料广田与日本军部商量后提出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对华三原则，这个对华三原则即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二·二六事件的时候，冈田首相和高桥财长等多名重臣都是叛军袭击的目标，只有他安然无事。他进退自如当然不是偶然的。他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军队就像一匹未经驯化的野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你就会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侧面跳上马背去驾驭它，同时还要让他继续往前奔跑。” 1936-1937年他怀着这种信念出任日本第32任首相，但他没能驾驭他的野马，广田毕竟是一个弱势的文官，为了维持组阁，对军部要求多所允诺，从而为日本军人干政的军国体制确立了完备的条件，尽管他在国内推行法西斯扩军政策和与德意两国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但还是被以寺内寿一为首的军部势力把他的内阁搞解散了。以后作为外长并参与策划全面侵华战争。提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象的第一次近卫宣言。战后成为东京审判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战犯。主要罪状即：广田三原则和确立了军国体制。

1878年2月14日，广田弘毅出生于筑前藩福冈那珂郡锻冶町，是林德平和林竹的长子。出生后起名叫丈太郎。

其父德平是一户农民家的次子，十三岁时父母双亡，于是到锻冶町的广田石材店当学徒工，期满后他没有离开贫穷的店主夫妇，留在店里做义务工。明治十年，经店主夫妇做媒，他娶了前街的竹为妻。竹从十二、三时父亲去世时起就开始就帮助母亲经营一家小素面馆。丈太郎出生后不久，林德平夫妇成为广田石材店的养子，丈太郎从此改姓广田。

这个出生于贫寒石匠家庭的孩子，自幼就非常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摆脱这种困苦的生活，能够出人头地，学习成为他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1893年，广田弘毅考入福冈县中学。在中学的日子里，他除了学习之外，经常干的事就是到寺庙去坐禅或到明道馆练柔道。明道馆是日本右翼团体组织“玄洋社”组织的一个社团，“玄洋社”的创始人是被称为日本“右翼运动大祖师”的头山满。在明道馆练习柔道过程中，广田弘毅受到头山满的忠君和侵略思想的很大影响，广田弘毅的上进和聪明也为头山满所欣赏，二人渐渐成了忘年之交。1898年(明治32年)，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的丈太郎自作主张，引用喜爱的《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一节，将名字改为弘毅。当时的法律只允许出家人改名，为此他征得常去参禅的小林寺和尚的同意加入了僧藉。

1898年，广田弘毅从福冈中学毕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继续学习。这个毛头青年，在“识俊杰，惜俊杰”的头山满的引介下，结识了两个曾位居高官的同乡副岛种臣和山座圆次郎。副岛种臣曾担任过日本外相，而山座圆次郎则是外务省政务局局长。与这两位同乡的结交，使广田弘毅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立志日后要成为一名外交官。1901年，广田弘毅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学里，表现出色的广田弘毅受到山座圆次郎的“赏识”。1903年暑假，他在山座的帮助下，获得去中国东北和朝鲜调查俄国动向的机会。这是广田弘毅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所见所闻使他大受刺激。他从狭隘自私的日本国家利益出发，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甲午战争结束后，虽然日本早已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列入自己“利益线”范围之内，但沙俄对此也野心勃勃，想占为己有，所以，日俄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日本必须要先发制人，向沙俄发动突然袭击，才能占据优势。1904年2月，日本突袭了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挑起日俄战争。仅是一个学生的广田弘毅能有如此“见识”，非常“难得”，山座圆次郎极力推荐他进入外交界，于是还没毕业的广田弘毅就当上了外务省的特约工作人员。

外交生涯

      步步高升

在大学中表现如此突出，1905年一毕业，广田弘毅就参加了领事馆考试，希望通过考试成为正式的外交官。不过这次考试中，或许是因为以前的成功，他并没有太多用心，而遭受了“落第”的失败。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从此他告诫自己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极有把握的，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落第”后，他在日本大学院研究了一段时间的日本对外殖民政策。之后，在当时任朝鲜统监府总务长官的同乡鹤原定吉的推荐下，他被统监府录用到朝鲜工作。1906年，广田弘毅被外务省录用为候补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开始。1909年，转赴日本驻英国使馆工作。在此期间，日英双方调整了同盟条约，并签署了《日英通商条约》。1913年，他奉调回国，任农商务省书记官兼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9年，他再度出国，赴日本驻美国使馆工作。从此，广田弘毅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他步步高升，先后担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日本驻荷兰大使、1929年 作为帝国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1930年任驻苏联大使，这种工作经历为他以后执掌日本外交大权，策划推动日本侵华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使非常依赖世界市场的日本经济遭受到巨大打击，经济的崩溃激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1932年，犬养毅的政党联盟内阁因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养毅本人在政变中被暗杀。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了新内阁，这界内阁对军部的嚣张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军部能“尊重”内阁，形成“举国一致”的局面。此时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军部力量不断膨胀。广田弘毅此时取代内田康哉出任新内阁的外相。

协调外交

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后，开始向华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广田弘毅在种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广田弘毅本人实际上是积极主张对华侵略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外交界沉沉浮浮近30年的外交官，深谙外交之道。因而，广田弘毅尽心尽力为法西斯侵略者出谋划策，采用一种隐蔽的、尽量不激起中国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来实现最终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内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让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退出了国际联盟，获得了短期目标的完成。广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冠冕堂皇”地承诺，“在我充任外相期内，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并且宣布实行“协和外交”。

他这样做实质并不是出于维护和平的好心，而是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巩固“战果”，同时，换取国际社会的谅解，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的主要举措，他力主加强与“满洲国”政权的关系，同时对外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变而交恶的对华、对苏以及对美等国关系。广田弘毅宣称“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贯彻中国之方针”。他的主张被采纳，并形成了指导外交策略的文件。广田弘毅在“协和外交”的幌子下，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实现了中国与“满洲国”的通车，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外交的实质，只是使这种侵略掩藏得更隐蔽而已。

天羽声明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即《天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并警告英、美等国，如果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权，那么“日本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赤裸裸的嚣张气焰，引起英、美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的国际风波。

广田弘毅认为发出像《天羽声明》这样的文件，日本的侵略目标太露骨了，才会遭致强烈反对。可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他“亡羊补牢”地进行了一番遮掩。24日，广田弘毅先在内阁会议上宣称情报部弄错了声明，然后通知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天羽声明》并未经他的批准，是无效的，但在西方各国中造成了错误印象，实在是一大误会。同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绝对无意破坏《九国公约》的规定，以便觅取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事实上，《天羽声明》并不是天羽英二个人的狂妄叫嚣，其主要内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广田弘毅以外相名义发给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第109号密电。该密电强调：一、关于中国问题，帝国与列国因主张与立场不同，终于不得已退出国际联盟。在此情况下，帝国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为维护自己在东亚的使命，必须全力以赴。对诸列强虽一向以极谦逊态度调节利害关系以求亲善，但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属于日本必须单独履行的责任，帝国有决心完成此一使命。二、为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国不能不与中国共同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因此，保全中国之统一与恢复其秩序是帝国的迫切希望。但历史证明，只有等待中国自身的觉悟和协作别无他法。帝国基于以上观点，必须竭尽全力打破中国方面排斥日本运动和“以夷制夷”利用他国的策略。三、鉴于满洲、上海事件后的形势，此时如列强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不论其以财政的、技术的或其他名义，必定含有政治意义，其结果将直接开创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先例或成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之虞，诚恐为中国的觉醒及保全其国土主权带来不幸。根据帝国的主张，对此不得不表示反对。四、各国如从经济贸易的观点出发，个别与中国交涉，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援助，只要不反对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可以任意采取措施。然而，上述行为万一构成扰乱东亚和平或秩序性质的行动(例如，供给军用飞机或设置军用机场，提供军事顾问、政治借款等)，帝国对此不能不加以反对。五、基于以上观点，当前外国方面如对中国有所策动，其共同行动自不待言，即使个别行动(鉴于中国依然梦想依靠外国势力牵制我方)也必须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坏。对此，希望本此方针努力完成我方目的。显然，《天羽声明》不过是将密电的内容也就是其意图公之于众罢了。在第109号密电及《天羽声明》中充满了日本想要独霸中国的内容。所谓“协和外交”，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而这种欲盖弥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1934年7月，斋藤内阁因“帝人事件”的贪污丑闻而倒台，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出任首相，重新组阁，广田弘毅留任新内阁外相。此时，他继续以“日中亲善”为幌子，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渗透。不仅如此，为了放手扩军备战，广田弘毅还积极活动，最终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

1935年，日本天津驻屯军阴谋策划了“白胡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以武力相威胁，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迫使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停止排日，从河北撤军的协定，进行所谓“华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恶行就在“日中亲善”下步步展开。起初，中国国民政府还希望日本真能因为“日中亲善”而放弃“华北自治”的种种苛刻条件。6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国方面不因华北事件而改变以往中日亲善之方针，愿意商定实现中日合作的具体步骤”。其方法为：“将合作对象分为华北与整个中国两个方面，对华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项为重点;对整个中国主要以经济方面之合作为基础;对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协调。”

广田三原则

      而广田弘毅的态度则是对既得利益极力维护的同时，尽量扩大侵华利益，这从他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时的谈话中有明显的体现，他说：“关于满洲国问题，如您所知，由于中国方面坚持不承认该国之态度，因而产生种种纠纷。又因日本承认满洲国独立，甚至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予以支持，与上述中国方面之对满态度经常发生龃龉，为此逐渐累及日中直接关系。坦率而言，军方此际亦切望中方进而采取承认满洲国之行动。”并且提出，如果中方认为承认“满洲国”完全不可能，那至少应“为避免因不承认满洲国所产生之各种矛盾纠纷，中国方面应采取某些实际措施”。除公开的表述这种维护侵略利益的论调外，广田弘毅还令外务省东亚局专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此即东亚局1935年7月2日草拟的《对华新政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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