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立功勋

1948年12月，祖父的好友蔡运升先生(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中央银行副总裁、参议府参议。)住在我家，有一天他带着王之相先生(北平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受中共代表委托与傅作义将军谈判牵线搭桥)来家里。王之相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说道：“不论何人，只要转变立场，走向革命，都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前途是光明的”。临走时又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此次会面，对祖父的影响非常大。几天后，祖父抱病去见傅作义，在说明来意后，傅作义略微沉吟一下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傅作义告诉祖父，他和中共代表也接触过几次，但都不得要领，让祖父给想想办法。

祖父经过分析，又与王之相进一步磋商，再次去见傅作义。祖父说：“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是个文人，主意多，比咱俩谁出面都好。”傅作义以拳击掌道：“对呀，好主意!”当晚就派“追云号”专机赴绥远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夜里，祖父以给邓宝珊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与邓宝珊到家里，共同商谈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并且分析了傅作义部队面临的局势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以及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应对的措施。过了两天，祖父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到家中，又一次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同时也就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王之相态度坚定地说： “请邓将军放心，也请转告傅将军，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此时王之相看出祖父有些疲劳，就对祖父说：“马将军抱病为此事而努力，实在让人感动。同时我也很抱歉，打扰已久，还请您多注意身体。”祖父听后笑着说：“我也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们谈得好，事情就能解决得好，不必为我分心。”王之相还叮嘱家里人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提防特务，注意安全。”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将军受傅作义委托，携同周北锋、刁可成一起，前往通县与解放军代表会谈，三天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的协议。邓宝珊将军代表傅作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1949年1月17日，邓宝珊将军一行返回北平。次日，在邓宝珊的家中，应傅作义之邀，祖父将王之相和蔡运升介绍给傅作义。傅作义将军说：“王教授和蔡先生对办理外交事务都是有经验的，我们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王之相说：“傅、马、邓三位将军现在响应和平号召，停止内战。这是爱国爱民的重大贡献，我们和北平市民万分感激。”傅作义说：“大家都应当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市民涌向街头欢庆北平和平解放，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北平的和平解放，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

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委托秘书打电话给祖父，邀请祖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祖父十分激动。但由于病情加重，最终未能出席会议，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将军被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邓宝珊和傅作义一起被国家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1956年，邓宝珊将军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三位将军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的爱国情怀、共同的政治追求，使他们从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开始，不断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最后坚定的与中国共产党前行，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新中国的建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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