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陈庆之]

陈庆之顶着“白袍战神”头衔而夸大其词。

“(陈庆之)以3000人将20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其实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陈庆之为什么能够这么轻易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这跟北魏朝廷的应敌策略有关。

当时北魏国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就在陈庆之护送着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果为首、人数逾10万的起义军。要先对付哪个呢?经过延议之后，北魏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7000人)”，而邢果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于是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产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出现动辄达到50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这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1/4强。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郭文中“‘棋’开得胜”一节里陈庆之以2000战胜对手2万的首战，《资治通鉴》采用的正是《梁书》里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可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10万。而在《魏书》里面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而最夸张的那一使即是北伐路上荥阳城外围以“三千破三十几万”的神话战绩(郭文里不知何故写成3000对20万)，这个三十几万的数字同样来自《梁书》，到了《南史》里面更可怕，又升级到“3000对40余万”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牛皮随便吹，卫星满天飞!

如果我们详加考辨，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隐讳现象最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直”、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二道贩子，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魏书》这类正史，但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辨，难免会产生一些谬误。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因为他面前是一路敞开的，自然“所向皆克”)，《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

总而言之，从陈庆之所打的各次战役来看，他完全可以被称为名将，但也仅仅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而已，而绝不是那种能以7000人战胜50万人的神话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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