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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名不副实的十大名将:哪些人物被过分高估(7)

http://www.newdu.com 2017-08-30 趣历史 佚名 参加讨论

后人读到此处,不仅不怪李广之破敌不力,反而盛赏李广之逃险有勇有智。殊不知,这些正表现了李广仅有匹夫之勇,实无挥师千万、攻城破敌的将才。打个比方,某造纸厂因平时疏于管理,发生火灾,厂里领导积极组织救火,尽量地减少损失。而舆论也大力宣传该厂领导组织救火,尽力减少损失的“英雄”事迹。反而无人追究这种火灾本是平时疏于管理造成的,本是可以避免的。本来是他的失职,反倒成全他的英雄之名了。李广上郡救中贵人事、雁门被擒佯死逃生事,均类乎此。读者沉于司马迁的同情感慨笔意中,而忘却了主人公实实在在的面貌,千百年来的叹李赞李之作大概亦系因于此了。

二、李广亦非怀才不遇

综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而且被生擒,只是凭一时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汉书匈奴传》)后来,“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李广自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但实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最后还因违反军纪,延误战机,而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实际上,司马迁的这种褒扬,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耳。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而《李将军列传》(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

在这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战果辉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得奖赏。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果生不逢时耶?果怀才不遇耶?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倒是私心以为卫、霍出于外戚,其功亦出于侥幸。卫、霍诚出外戚,然其功果侥幸耶?

元狩四年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步兵从者数十万,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李广因为迷路而自杀。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故而《史记》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他同情失败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屈原、项羽、韩信、贾谊、李广等等,这些人的传记成为《史记》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处处吹捧恨不能不让人发现一点缺点,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曹参、卫青、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极尽摸黑恨不能不让人发现一点优点,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相对感人至深的《李将军列传》而言,记录卫霍二人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就极显平庸,论者甚至有谓“不值一钱”的。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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