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朝 在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历来存在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富民强国之路，一条是牺牲百姓利益的富国强兵之路。自从东汉王朝崩溃以来，富国强兵的主张压倒一切，到隋朝达到登峰造极，其结果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唐朝确立经济发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 1国有土地制度下的重税政策 最早登场的强力治国人物是曹操，面对地方割据的动乱局面，号称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的曹操，拿出的办法是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是实用主义政治人物最喜欢采用的手段，也确实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经济方面，曹操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就是军队大规模垦田，耕种粮食，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曹操将它推广到民间，在全国各地设立屯田，收成按照五五分成，国家和垦田主各拿一半。如果向官府借耕牛，租税还要提高到六成。也就是说，在曹魏政权下，屯田的租税为50%，甚至达到60%。这是很重的税率。刘邦建立汉朝，规定租税为十五税一，具体执行时再折半征收，也就是三十税一，算下来税率只有3%多一点。当然，还有其他税收，但是，全部加起来，也比曹魏低得多。 曹操重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现实是什么呢？ 第一，这种政策表明富国强兵的思想占了上风，认为应该优先发展国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第二，“富国强兵”思想的背后是政治动乱和群雄割据的严酷现实，为了国家统一，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用军国体制去夺取胜利。 屯田政策在短时期内将因战乱和官僚兼并土地而背井离乡的农民同土地强制性结合在一起，迅速恢复社会经济。然而，其代价是让人难以承担的重税和绝对化管理下的官吏腐败。这种体制明显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尤其在和平时期，更凸显弊端百出，民不堪命。西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司马懿看清了这一点，致力于回归正常体制。他果断废除了屯田制，减轻租税。 不幸的是，西晋通过政变夺取政权，根基很浅，官僚腐败，奢靡成风，很快就灭亡了。此后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乱和分裂，重税体制就维持下来，造成百姓贫弱不堪，社会一片凋敝。 2隋朝“国富”之极 隋朝统一中国，大家都盼望有个清平世界，隋朝统治者也做足了表面文章，在法定的税负上有了很多的减轻。然而，隋朝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法，也不是没有制度，而是说一套做一套。隋炀帝的文集让唐太宗读了都深受感动，仿佛圣贤再生，可是做的正好相反。 贞观二年，唐太宗让有关部门去清点隋朝国库留下来的物资，报上来的数字让人咂舌。王珪报告：“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国库的积蓄是十分惊人的。隋朝总共统治了38年，国家日常花销也用了38年，再加上开运河、修长城等等，兴建了多项巨大的国家工程，这些开支都十分庞大。就这样还能够积蓄五六十年的资财，够让人吃惊的吧。算一算这笔账，就知道隋朝一年收上来的税足够三年的开支，这么重的税，老百姓还不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吗？ 唐朝的统计数据可以获得证明。1970年洛阳博物馆对隋朝含嘉仓遗址进行钻探和重点发掘，确认含嘉仓可以储存几百万石粮食，还出土了数十万斤碳化谷物。像这样的大型仓库，在洛阳附近就有七八座，可见当年仓储何等巨大。 然而，这还只是实物赋税那一部分，隋朝更重的是劳役，国家工程都由人力物力去完成，我曾经粗粗算了一下，有记录的劳役，达到三千多万人次，还不算没有记录的部分，以及地方官府的工程。 隋朝的人口，刚建立的时候大约2000多万人，20多年后达到峰值，大约5000多万人。人口构成中男女各占一半，再去掉未成年和老人、残疾人，隋朝的劳动力在最高峰的时候，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万人以下，国家劳役竟然高达3000多万人次，几乎劳动力都被征调去兴建国家工程和当兵打仗。剩下的人要承担上面说到的沉重赋税，什么叫做水深火热，民不堪命，这回懂了吧。 3“人头税”与“女人国” 这么沉重的劳役的租税负担，隋朝是怎样取得的呢？有这样几件法宝：大索貌阅、析户、税外收费直至强征暴敛。 第一件法宝是“大索貌阅”，什么意思呢。原来，中国古代的税收都是人头税，也就是说是根据人头来征收的。因为是人头税，所以古代的统治者都把编制户籍作为管理社会的重中之重，建立起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那时的户籍，登记每个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身份、地位、健康情况和财产。一旦被登记在官府的户籍上，税收就像绳索一样套了上去。反过来，老百姓想逃税，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从官府的户籍上逃脱，这叫作“脱籍”、“隐漏”等等。脱籍的办法五花八门，什么离谱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县，全县户籍上竟然没有一个男丁，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真实”的女人国。更多的地方，户籍里净是老弱病残的困难户。乡村的大家族，一户人家成百上千，户籍本上却只记载了几个鳏夫寡妇，无奇不有。这些都是在逃税。 隋朝建立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是铁腕治国的皇帝，动真格查实户口。特别是隋文帝，把大批官员派到乡下，挨家挨户查验，还发明了“貌阅”的办法，“貌”是相貌，“阅”是当面看清，“貌阅”是用文字描述相貌特征，“大索貌阅”就是把山野乡村翻个遍，把人都找出来，逐个清查，将他们的相貌特征记录在户籍上，以后难以逃匿。当时没有照相技术，“貌阅”的发明相当于文字的照相。 隋朝雷厉风行“大索貌阅”，编制户籍，成效非常显著。隋朝刚建立的时候，全国人口大约有400万户，2000多万人。开皇三年（583年），也就是建国第三年清查户口，立刻上升至将近700万户，4000多万人。20年后，进一步增长到900万户，5000多万人。总的来看，隋朝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使得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不是通过人口繁衍实现的，而是在全国彻查户口的成果。人口快速增加，支持了朝廷税收的爆发性增长，才有了我们在前面介绍的官仓粮食堆积如山的光景。 第二件法宝是析户。要知道人头税分成两块，一块按照每个人头，另一块则按户来计算。要增加税收，除了人口数要增长，户数也要增长。隋朝规定，不许大家族聚居，必须分房，各自立户，这项措施使得户数快速增加，官府的赋税也跟着水涨船高。 通过这些措施多管齐下，官府的税收取得了飞速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富庶的唐朝都自叹望尘莫及。魏征在给唐太宗的上表中说：“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 4民生惨状 同朝廷无比富强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即使在隋朝最繁荣的年代，也是弱不堪击。唐太宗在和大臣们总结隋朝教训的时候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让人听了鼻子发酸。 那是开皇十四（594）年，发生严重的自然旱灾，千里赤地，家无炊烟。这时的隋朝国力正强，官府仓库，装都装不下。但是，隋文帝舍不得粮食，竟然不许开仓赈灾，而是命令百姓外出逃荒。财物是越积越多，可饥民没少饿死，从这里可以看出隋朝统治者有国无民、重物轻人的主导思想，才会在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眼里没有百姓，官员只要政绩，各项大型工程纷纷上马，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于是各级官员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官府的收入，正常的税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有了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隋书·食货志》说：“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也就是说，能够想到的收费办法都出笼了，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国家赋税有明确的规定，难以作弊，而税外的收费就完全没有章法，官吏可以上下其手。在收费办法出台之前，官吏因为有内部消息，可以先用很低的价格购买，等收费办法出台，物价涨上去了，再出手。这下子底层的百姓要遭受的苦难又加了一重，不仅有乱收费，还要对付官吏的盘剥，实际上落入官吏私囊的比朝廷获得的还要多。 隋朝的乱收费都打着为老百姓着想的旗号。比如说义仓，原本是朝廷倡导农民每年拿出一定量的粮食，储存在村里的仓库，用来防备自然灾害。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办法。等到民间义仓普遍建立起来之后，就被纳入官府的管理之下，支出要由朝廷来审批。地方官都知道朝廷看重经济增长、物资丰饶的报告，所以遇到灾荒，往往不肯上报，制造歌舞升平的景象冒充政绩，结果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赈恤，前面说到开皇十四年旱灾，农民流离失所的事例，就是在义仓储存丰富的情况下发生的。农民得不到帮助，但是，每年的义仓缴粮却不能减少，硬性规定为富人家每年一石，贫民也得交四斗。光是这一项就和正式的农业赋税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农民的赋税凭空增加了一倍。 税外加出来的费，不像税那样有严格的管理，官吏趁机贪污在所难免。开皇十六（596）年，查出主管仓库的官吏贪污7000石粟的案子，朝廷就此下令，说义仓设在民间，管理不善，造成损失，今后收归州县管理。你说这奇不奇怪？官吏贪污，却拿百姓粮储充公，岂不是开错了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看错记载了，这不是误会，把民间储备变为正式税收，正是朝廷的真实意图。变成国税之后，以前还说丰年多交，凶年少交，现在变成不管收成如何，一律按照户等征收。歉收之年，农民不但得不到救助，反而多了一条绞索。你说隋朝的老百姓怎敢再希望朝廷为他们办事呢？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从隋文帝晚年到隋炀帝，劳役不断加重，官吏一心就想着怎么加税增收，刻薄百姓。唐太宗时代的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写道：每逢朝廷兴建工程，征调兵役，全家男子都开赴边疆，到处是生离死别的哭泣之声，留在乡村的老弱，种田不足以充饥，妇女纺织，不够缴纳资装。到了灾荒之年，乡村是人吃人的惨状，尸陈遍野。 隋朝的财富积累到无与伦比的丰富，民生必定是惨不忍睹。让统治者看得满心欢喜的府库，其实是冤魂堆砌而成，这种繁荣完全是镜中水月。这就是无比强大的隋朝为什么瞬间垮掉的经济原因。 5“国祚短促” 朝廷税收无限制地增加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通病，如果换个角度，看看朝廷的支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百姓的收入增加了，还是民生改善了吗？都不是。古代王朝的财政支出，最大宗的有两项，第一是官员俸禄，第二是军费，这两项在快速地增加。为什么呢？ 先说第一项，朝廷为了税收，就要严格管理社会，编制精密的户籍，这就需要增设官吏。增加官吏，就需要给待遇和特权，而他们也要出政绩，于是钱不够，就要再加税，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税多增官，官多加税，官员和机构不断膨胀，享受特权官僚亲属增长的更快，到王朝末日的时候，都出现了因为特权而免交租税的人口多于缴纳税收的人口，官员和百姓的比例严重扭曲，十羊九牧，到了社会不能承受的地步，暴动就发生了，改朝换代，游戏又重新开始。社会上流传的所谓“黄宗羲定律”，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朝廷有了大量的钱财，并不是一件好事。不用说大家都听过“钱多招贼”这句话。国家也一样，如果一方面是饥民遍地，贫富悬殊；另一方面是官府仓储装都装不下，你说能不出事吗？唐朝最高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名叫马周，是唐太宗手下非常有名的开明政治家，他曾经以隋朝的国库为例，向唐太宗说道：“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隋朝搜刮了那么多的财富，肥的流油，花都花不完，结果怎么样呢？因为长安和洛阳是天下财富集中之地，便成为攻击的目标。唐高祖从太原起兵，长途奔袭，直取长安，因为夺取了西京府库，顿时鸟枪换大炮，招兵买马成为一支劲旅；瓦岗军的李密也深明此理，所以他一当上统帅，马上集全军之力，围攻洛阳，夺取洛阳周围的仓库，开仓放粮，百姓云集而来，瓦岗军迅速成为百万雄师，睥睨天下。如果没有洛阳附近的巨型官仓，瓦岗军能够如此轻易成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隋朝拼死力聚敛财物，结果不但没能让国家稳固，反而招来造反的豪杰，帮助敌人，埋葬自己。 其实，钱多招贼，首先引来的还不是外贼，而是自己身体里潜藏的心贼，什么是心贼呢？那就是恃强而骄，目空一切。唐太宗分析隋炀帝，指出因为国库太饱满了，会刺激当政者产生傲慢的心理，以为资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懂得敬畏了，“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隋炀帝的“奢华无道”，最突出地表现在朝廷的巨大开支上。我们就说两个例子，一个是开运河，从钱塘江开河联通长江，再北上连接淮河，向西一路开凿到洛阳，再从洛阳向东北开到今天的北京，呈现“之”字形，联通钱塘江、长江、淮河、海河和黄河五大水系，把中原同江南和华北紧密联系起来。后代的人不用出钱出力，免费享受大运河的好处，尽可以歌颂隋炀帝，可是，说这话的人可曾知道这条长达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就修成了。如此巨大的工程，用今日现代化机械来开凿，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可是，隋朝是在完全依靠人力肩挑手挖的条件下快速完成的，其代价就是不惜一切人力，光是这项工程就动用了五百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男丁不够，连妇女也被征调去充当繁重的劳役。如此滥用人力，驱民于水火，不管运河有多重要的意义，都不足以抵偿其罪恶。当时百姓当然对此不满，隋炀帝便用高压手段镇压，规定凡是反抗者，不管罪行轻重，一律处斩，而且无需上报。这就是赤裸裸的暴政了。一项巨型工程导致朝廷和老百姓尖锐对立。第二件事，运河修建完毕，老百姓像大旱盼雨一般祈祷朝廷能让他们歇口气，而就在这时候，隋炀帝下令大举征伐高句丽。不管征伐高句丽有多少理由，问题是这场战争，隋炀帝一开始就调集113万军队，远远超出国家常备军的总数，再加上两百多万民夫运送军用物资，已经活不下去的百姓再次被驱赶到生死线上。这一次隋炀帝再没有那么幸运了，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全国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饥民，无比强大的隋朝很快被推翻了，隋炀帝本人也被想念家乡的卫队杀死。 显而易见，是隋炀帝无视民众，才有了全国的造反。如果说钱多招贼的话，那么是先有心贼，才有外敌。结果是内外夹攻，财尽国亡。隋朝真是个有命敛财却没命花钱的笑柄。 总结隋朝的教训，是为了唐朝不要重蹈覆辙。唐太宗深刻地指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懂得藏富于民，而不要把财富都积累在国库里面。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不足，国君怎会富足呢？国库的积蓄，只要能够防备凶年即可，不要超过这个限度。为什么呢？因为假如后面的继承人好，自然能够保有天下，不需要为他多留财富。如果继承人不肖，为他积蓄越多，越刺激他奢侈傲慢，反而成为国家败亡的祸根。 通过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唐太宗君臣有了共识，那就是曹操以来国富民穷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国家破产，必须改弦更张。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民为本，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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