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虽然是一群官商，但毕竟是精明的商人，清廷不仅从广州十三行获得了可观的税收财富，为了讨好清政府，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然绞尽脑汁，包括引进西洋人才、培养宫廷匠师、提供珍奇洋货等，这个机构都有涉及。 皇帝的财源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岁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据皇家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试问。雍正年间的杨文干、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钱粮亏空而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缺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饺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馆内的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应，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广州行商在为宫廷引进西洋人才方面，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粤，因没有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的法兰西夷馆多日，未曾与商馆行商互通信息。为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才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间，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1716年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1729年，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崭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册》中记载，1740年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1741年，陈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1729年，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分庭较量。从广匠屡屡受到嘉奖的档案记录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地位处境已占优势。1736年，养心殿造办处内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云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从地方的一个流派，发展到取代垄断木器工艺数百年的苏州木器的优势地位，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十三行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赋予这里从艺匠师们绝妙超凡的灵感。 采办洋货供奉内廷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 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唯一可以倚赖的西洋奇器供应地。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 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5.5万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3万至4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奉献。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1729年，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 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 1787年，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成为帝后倚赖的“天子南库”。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唯有广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 到了近代，国势已衰，十三行商馆也历尽了繁荣与沧桑。1840年，因鸦片输华的冲突，清政府下令断绝中英贸易，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的交易对手，洋货来源寥寥。为此，皇帝下令“不必多方购求西洋物品”，每年进贡洋货的定制也随之取消。1842年，清政府被迫停止广州洋行统揽外贸，以十三行为依托的宫廷洋货热潮遂成为值得追溯的历史。如今的十三行，只剩下位于广州市城西一条孤零零的街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