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诗 不仅宋词在中国文化上的造诣甚高，宋代诗歌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宋代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也是诗人迭出的时代。对元、明以后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后世更有尊唐、宗宋之争。 宋代诗歌有何特色 在艺术旨趣和风格上，则主要向思想、显露、精细方面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虽然褒贬态度不同，而指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则同。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指出唐诗重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重赋,“其词径以直。”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诗又追求精细。《石洲诗话》卷四又说：“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颇有见地。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汉魏六朝唐诗的浑成凝重各异其趣。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苏轼诗“情与事无不可尽”，就是一例。另一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中评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讨古书，穿穴异同，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即指出黄诗在句律、体裁方面的穷极变化。与上述数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宋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 宋诗的影响 宋诗的影响诗分唐、宋，主要是在于时代风格的差别，而后世诗歌的发展，也基本上未能越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好尚和艺术见解的不同，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最早发难攻击苏、黄及江西派，从而开始唐宋诗之争的，是张戒。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岁寒堂诗话》卷上）。继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以晚唐为宗，力矫江西派粗硬之弊。严羽《沧浪诗话》又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这些都是南宋时尊唐抑宋的重要表现。而在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下斥黄庭坚及江西派为“剽窃之黠者”，则夹杂着南北地域的成见。降及明代，前后七子创“诗必盛唐”之说。李梦阳提出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编《古今诗删》这部历代诗歌选本，宋元两代诗竟只字不录。前后七子在当时文坛影响极大，这又引起公安派的不满。袁宏道痛斥他们的复古摹拟，反对“以不唐病宋”（《与丘长孺书》），但直到明末的陈子龙，仍持扬唐抑宋的观点。清代是宋诗受到重视、广为流传的时期,一在清初,一在同治、光绪时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陈《宋十五家诗选叙》亦称：“昔敝于举世皆唐，而今敝于举世皆宋。”吴之振等编选<宋诗钞>大力推广宋诗，叶燮《原诗》提出宋诗后出转精的论点，都提高了宋诗的地位和价值。其时重唐轻宋者亦不乏其人，如朱彝尊、王夫之、毛奇龄以及专主晚唐的冯班、贺裳、吴乔等,但尊宋者亦旗鼓相当,如翁方纲、蒋士铨等。晚清“同光体”盛行，标志着宋诗的“中兴”。这场长期论争，除了门户、地域成见和故作偏激论者外，是有积极意义的。尊唐派往往从批评宋诗缺点和弱点出发,阐发了诗歌的艺术特性,坚持了形象性和抒情性的要求，如刘克庄提出“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相对峙的概念；严羽强调的“意兴”也接触到诗歌的形象思维的特性。而宗宋派从诗歌发展流变的角度肯定宋诗，反对“以不唐病宋”，坚持了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亦颇具识见。如叶燮《原诗·内篇》以“地之生木”喻诗歌发展,自《三百篇》为根,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蒋士铨《辩诗》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十四论宋诗继承唐诗但又“力破余地”、“变本加厉”，而形成独特风格。这些观点都对深入认识和研究宋诗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具有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