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是十九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 慈禧太后如何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 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不稳，各式秘密团体纷起。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据《反洋教书文揭帖选》记载：（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又据《庚子记事》记载：（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义和团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因为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 1898年（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垂帘听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次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一千二百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两年后，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5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二万余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八天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一、清政府的两面手法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帝国主义各国的谅解。军机大臣荣禄虽然抱病在床，仍连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同意这种意见。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清政府内部的两派意见更加对立。主剿派坚决要求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他们连上奏折，提出“治乱国用重典”的镇压政策，对义和团务求“要株净尽”。主抚派积极主张对外宣战，要求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抗击外国侵略，他们虽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但他们利用人民的反侵略热情，在舆论上得到普遍支持。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在5月29日的密折就反映了这种倾向：“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因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断之气，化私忿为公义，缓急可持，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一主张得到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官吏的支持。因为人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爱国行动，希望在国难深重之时，通过招抚义和团，同仇敌忾，共同御侮。在慈禧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朝臣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战、剿抚问题上举棋不定。她既怕镇压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抚义和团得罪帝国主义。她一会儿批准发布《禁拳章程》，不准练拳，严令“查毁揭帖”;一会儿又派人“宣抚”团民，剿抚不定。6月10日，慈禧采用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人的建议：“抚而用之”，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拿出10万两银子、2万担米作为义和团的经费，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将所有团民重新登记造册，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朝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慈禧之所以接受“招抚”义和团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害怕人民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她的反动统治。1900年6月，义和团势力大发展，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义和团民，这时的慈禧想跑不能，想剿不堪，只得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承认义和团，以逃脱人民对也的惩罚。她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她怕的正是义和团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大乱子”。 2、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排除列强对她“废帝立储”的干预。慈禧在囚禁了光绪帝之后，想彻底废了他，而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她曾借光绪之口下了一道谕旨，假传光绪帝身体有恙，申明“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谕旨一下，国内并无一人上奏举荐。但是，洋人却当了真。当慈禧说光绪之病日重一日时，各国公使竟然纷纷要求派医生看病。法国医生经过诊视，宣布光绪并没有病，慈禧谋害光绪帝的意图被揭穿了。但是，慈禧并不甘心。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于仪鸾殿，出示一道由光绪皇帝签署的“上谕”。上谕的大概意思是，光绪自己没有子嗣，并且又因身体原因无力处理国家事务，所以要选一个近支宗室溥隽做皇子，作为同治帝的继承人。慈禧原本信心十足，到时准备酒宴，由李鸿章出面邀请各国公使入宫庆贺，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但是，各国公使一致反对光绪让位，拒绝到时入贺。慈禧废光绪立溥隽之事传出后，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联络绅商1230多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等联络海外华侨，号称10万，联名上书，通电反对。因此，慈禧“己亥建储”的计划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化为泡影。慈禧下令逮捕经元善，经元善在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的保护下逃往澳门。 慈禧及顽固派官僚“废帝立储”的阴谋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件事始终令慈禧太后对洋人耿耿于怀，有时使她怒火中烧，他们想利用义和团报复帝国主义，排除列强的干预，达到废光绪立新君的目的。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再次重申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照会，使她更加不满。所谓“要她归政”纯粹是载漪制造的阴谋。 自从戊戌政变后，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之说时有耳闻，载漪为了儿子能够早日当上皇帝，抓住权力欲与猜疑心极重的慈禧的弱点，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归政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一见，信以为真，于是呈给了慈禧太后。这让她十分恼怒，声称“不能再为容忍”，决心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报复洋人。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19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 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3、阴谋借用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以解除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威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慈禧在帝国主义和义和团之间投机取巧：一方面承认义和团，并向八国联军宣战;另一方面又讨好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投降。1900年5月底，英、美、法、德、意、俄、奥、日组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谕旨，命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说什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及其主战派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的关键时刻，敢于组织军队与团民和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决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宣战的奥秘在于，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举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击八国联军，将义和团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虞;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根本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一个伏笔;其三，诏书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之名颁布，即使战败，替罪羊的人选问题总能解决。宣战对慈禧太后而言，可谓是一箭双雕。 虽然已经宣战，慈禧太后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国没有逼她交权的动静，态度就改变了。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在回答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反对与洋人开战的电文中，表白了迫不得已的苦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并表扬李鸿章等人主张剿灭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和好的意见是“老成谋国之道”。宣战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说：“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并表示，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国发出乞和的“国书”。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将军下令：“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手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清政府战时让拳民作“前驱”，借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不张旗帜又为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留下后路。清政府承认义和团是阴谋，对外宣战是骗局。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慈禧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