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和团运动 由于列强明确反对废帝，最后，慈禧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利用义和团反对列强。最终，败于“八国联军”。 清政府为何从支持到镇压 1900年8月15日清晨，北京城破，慈禧携光绪等仓皇出逃，好不狼狈。面对灭顶之灾，慈禧不能不对自己基本的执政方针作重大调整。从1900年8月到1901年1月，朝廷发布了一系列上谕，完成了这种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道，这种方针调整及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个上谕发布于8月20日，即向西逃亡的第五天，慈禧尚在途中、前途未卜便以光绪帝名义，下诏责人罪己。此谕首先对清王朝开基以来“列祖列宗”的“厚泽深仁”热烈颂扬，意在此时此刻仍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又赞扬慈禧太后，“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特别强调这是“薄海臣民所共见”，尽量减轻责任。对这次大劫难的起因，则归结为“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完全是义和团与传教士、教民的冲突引起，朝廷、慈禧并无责任。但又承认“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众所周知，自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即向全国宣布重新训政，“负罪实甚”者其实就是慈禧。不得不罪己，又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并要顾全自己的面子，是此诏第一层意思。 紧接着，此谕又将责任、矛头指向诸位大臣：“祸乱之萌，已非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其实，就在决定是否向列强开战的御前会议上，坚决反对开战的几位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受到慈禧严斥，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被朝廷处死。对不同者处以重罚甚至死刑，但酿成灾难后又把责任推向大臣，向大臣问责，这是专制社会中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的本质体现。无数史实说明，在专制体制下，“臣工”若敢于直言，有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此谕肯定了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官员策动的“东南互保”。当中央政府向列强宣战时，东南地区的官员不仅不支持中央、积极支持战争，反而与交战国达成彼此互不开战、保护彼此商业经济利益的协议，公然抗旨，与朝廷对立，确实少见。但此举是否“合法”?朝廷是否正式认何?仍不无疑虑。对此，此谕作了明确肯定：“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肯定“东南互保”，已潜藏“求和”之意了。因此，紧接此句的是：“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毌得歧视。”从打杀镇压教民到保护教民，也是重要的政策变化。 两天后，上谕又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谄，朕虽薄德，自问当不至此。”最后表示希望“内外臣工，各矢公忠，共持危局，庶几集思广益，用以祛弊扶衰，朕实惓惓有厚望焉”。 虽然此谕表示今后要虚心纳谏，要臣工直言，但一来当时朝廷命运究竟如何还是未定之天，二来一贯独裁专断的慈禧能否容忍逆耳之言，人们不能没有疑虑，所以并未得到响应。但最后这句要“祛弊扶衰”，毕竟潜含承认体制有“弊”之意。 9月7日，停留太原的朝廷在要奕劻、李鸿章等与列强议和的上谕中将责任完全推给义和团并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傥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 清廷政策从此前向只是“保护教民”的转变进一步急转为镇压义和团。不久前还称义和团为“义民”，此时则成必须剿杀的“肇祸之由”。理由何在，并未解释，慈禧急于求和，政策只能急转弯，顾不得更多了。 从支持、利用义和团到抛弃、镇压义和团，意味深长。此事一方面说明，利用、支持民情，对政府来说如同玩火，非常危险。有政府支持，民众往往有恃无恐，行为会越来越激烈，政府很难控制其行为范围。最后，政府总要收拾局面。但民众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政府要收拾局面也非常困难，只能以镇压民众收场。政府威望，必然大受影响。另一方面，此事也告诉民众，不要认为自己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越来越激烈，因为政府迟早要收场，往往会以民众当替罪羊的。 1901年1月29日，正与列强议和期间，清廷宣布了著名的新政改革上谕。此谕一方面承认“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并以清王朝入关前后的变化，来为变法辩护。“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但同时，又认为“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承认“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慈禧终于承认要向外国学习：“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甚至认为“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因此：“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此谕的发布，标志着晚清“新政”的开始。究其实质，与康有为不到三年前发动的维新并无不同。或者说，慈禧镇压了维新，又不得不充当“维新遗嘱”的执行人。 但是，慈禧并不愿意承认此点。所以此谕特别强调当时“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现在还逃亡海外，仍“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慈禧虽行“新政”，但要强分与当年维新不同、仍坚持三年前的戊戌政变、镇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对的，不容藉此翻案。 行新政而不宽囿当年的维新派，历史之结迟迟未解，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新政与预备立宪。梁启超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上而下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的领袖，当立宪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清廷不但未能“宽恕”其“罪”将其收归己用，反而一直通缉、捉拿。这样，他在与革命派辩论中居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他力论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暴力之害、而且清政府也可能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自己却未能被清政府赦免，一直是“待罪之身”，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使他的理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从1900年8月下旬到1901年1月底，在半年的时间内，清廷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时移势变，为时嫌晚，此时仅仅“新政”已经不够，“立宪”成为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总是被动的清政府又迟迟不立宪，只能最终覆亡。 义和团民从无畏到怯懦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和直隶爆发，标榜“扶清灭洋”，烧杀抢掠教堂教民，杀害传教士和其他洋人。为保护使馆安全，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调卫队进京。5月31日，经清政府同意，各使馆调进卫队300余人。其后，团民陆续进入京城，活动不断升级。6月10日，各国公使感到危险逼近，决定增调兵力保护。当天，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摩率领2100余名八国联军，由塘沽登陆，然后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中途遭遇义和团袭击。从此开始，一部分团民参加了同八国联军的战斗。 “英勇”来自上法吞符 对于团民在与联军作战时的表现，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极具“英雄气概”，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英勇抗击，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颂歌。引以为据的一则史料就是：“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 这种情形在头一两次参加战斗的团民身上，确实存在过。如6月12日义和团在廊坊拦击联军时，团民“挥舞着剑、叉子和棍棒，迎着机枪的射击越跑越近……那些年轻的男人们，明显地处于极度疯狂状态，他们撒野地跑在那些疯狂人群的前面。……他们显示出使人震惊的英勇……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连续速射……他们被击退，并确信他们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4日，团民呐喊着企图夺取并摧毁装甲列车，联军猛烈射击，“但他们仍以惊人的勇敢向前冲，完全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毫不顾及自己生命地挥着刀剑。当他们冲到最后六十或七十码时，一挺马克沁机枪向他们开火了……尽管盲信之徒极其勇敢……但当后面的队列踏在前面队列的尸体和倒下的伤员之上时，他们的勇气丧失了，扔下了长柄叉、大刀和火绳枪，为了宝贵的生命逃走了。”北京的团民开始助攻各国使馆时，亦“自恃其术，每出攻犹踊跃自效”，但被击毙多人以后，同样“渐知枪炮之不可避，遇西兵则相率鼠窜。” 团民初与联军战斗时的英勇来自何处？ 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神灵附体是骗人的。但调查材料显示，上法以后，团民的勇气确实来了。有些团民说：“磕头上法，大喊大叫地往前闯，看样子都忘了洋人的洋枪子弹蹭头发了。”“打仗时神护着你的身体，枪子来了就顺着身子的两边跑过去了。神让你累也不知道累，分外的有精神。”文献也有记载：“团中童子甚多，有年仅八九岁者，执刀临阵，自云上法后，身不自主，但觉气急不可耐，故前奔耳。” 那么，团民上法之后神就附体，“竞冲头阵”，“视死如归”的奥秘到底在哪里？一位团民的自述解开了这个谜团。 上法的关键不在念咒请神，而在吞符。“义和团每人一道符，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为什么喝了符就有勇气？世世代代在义和门习武的团民索克恭予以最直截了当的回答：“画符用的红砂是兴奋药做的，喝过符一小时内，心神烦昏，光想打仗。一个时辰过了就没事了。”另一位团民说：“据说喝符仅能在一个时辰内管用（符纸可能用兴奋药书写，起心理感，实际并不能避枪炮）。” 奥秘就在“兴奋药”三个字。符是用掺了兴奋药的朱砂画的，喝下符就等于服用了兴奋药。兴奋药含有使人兴奋和暂时迷失本性的成分，所以团民喝下以后，“心神烦昏，光想打仗”；而且这种药只在一小时内发生作用，过了这个时间，人就恢复了原样。团民的“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 尽管目前笔者只见到一位团民将“英雄气概”的奥秘曝光，显得证据略嫌孤单，但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首先，该团民世代习武，了解不为外界所知的绝密内情，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揭示出请神附体、画符念咒背后所蕴藏的诡谋，证实了团民“英雄气概”产生的真实原因。喝下了兴奋药，团民处于神志不清的癫狂状态，既不知身在何种危险境地，亦不知枪炮可以毙命，光想打仗，所以只知抡着大刀向左右乱砍乱舞，身不由己地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也坦然承认：“他们所以把自己弄成这样的昏迷状态，是可以避免对刀斫剑击的任何感觉。”这在不了解真实内情的外人看来，团民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是视死如归、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其次，合理地解开了不易为人们理解的某些谜团。神灵附体、画符念咒在小头目、团民和外人的眼里，仅仅是“取其形式”而已。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有其实际意义，即假借这种形式，让团民服用了兴奋药。 团民在战场上吞符念咒以后为何神志不清、如醉如痴如狂，毫无畏惧地向前猛冲乱杀？因为吞符便是服用兴奋药，精神失常，根本不能控制自己。 后面的团民见前面的同伙被击毙，为何尚不畏死，继续前冲？因为他们也吞了符，服用了兴奋药，在兴奋药的控制催动之下，意识不到前面的同伙被击毙，亦不晓得枪炮之厉害。 团民为何冲杀一阵便败退下来？因为兴奋药发挥作用最多只有一个小时，团民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充满勇气，“置生死于度外”，超过起作用的时间，神志清醒，便畏死逃跑了。 在练习时大头目们为何也让团民吞符念咒？这是为了让练习者表现出“神拳”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使人们易于相信，欺骗煽惑更多的人跟着他们行动。 无独有偶，在与义和团相隔一个世纪有余的当今世界上，也出现了服用兴奋药的“勇士”。据英国《每日镜报》报道，“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分子为了对付装备精良的驻伊美军，每当发起进攻前，都要服用一种类似于兴奋剂的特殊药物，吃后立刻感觉自己像‘超人’一样厉害，对美军毫不惧怕。”这一事例可以作为义和团“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的有力佐证。 战场上的真实表现 服用兴奋药所产生的勇敢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不能证明团民的“英雄气概”。下面再看团民在抗击联军的主战场——天津的表现。攻击天津租界的战斗在6月13日打响，此时驻守天津的洋兵并不多，大约是廊坊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被戳穿的消息传开，天津的团民连他们开始进攻时的短暂“勇敢”都未表现出来。 15日，义和团著名的领袖曹福田带领团民赴马家口前线，前面打着一杆红旗，上面大书一个“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兵天将”。他骑着马，戴着墨镜，口衔洋烟卷，身穿青长衫，腰束红带，足蹬乌缎靴，腰间插着小洋枪，背负快枪，活脱脱像个黑社会头子。“手中则持一秫秸，语路人曰：‘汝等盍往观乎？但学我手持一秫秸，临阵一挥，洋人立即授首’”。许多人跟着前往观看。入城西门，出城东门，将近马家口，曹福田“辄曰：‘再进已有地雷埋伏，我已算出，不入洋人陷阱’。随由渡船渡河，意似赴河东车站，亦能与洋人战也。及渡河，不复南趋车站，而竟北越街衢，经锦衣卫桥至河北，又渡河而南，肃旅而归。”这样转了一个大圈，根本没有同洋兵打仗，便回来了。而犹“大呼‘大得全胜’，向居民勒得胜饼、绿豆汤，饱餐战饭矣。”他就是这么与联军作战的。27日，他向各国下了一道战书。次日，张德成率领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四五千人到达天津，与他联名出示，29日与洋人“合仗”。表面上看，战书充满了对联军的藐视，显示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然而，29日他们却借口东南风不利，竟未出战，实际上不过吹牛骗人而已。以后直隶总督裕禄几次催促他们二人率领团民与清军一起出战，他们“乃藉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 愈是往后，团民愈是畏敌如虎。在清军与联军恶战的时日，大致都是这种情况：“攻击洋人时，皆系官兵在前”，团民“在后相随，不敢前进”；“或招摇过市，以示威武”；或“匿伏民居中，肆意抢掠”；或“每声张临敌，率皆绕城而行，去敌尚远，群伏屋角篱根，须臾肃队而归，辄喧呼曰‘大得全胜’。”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夜晚，“城内义和团全部撤出来，外来的义和团全按原路撤走，本市的义和团在撤退中解散，各自回家。” 几位团民也讲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当时任拳首王荫荣卫队队长的李九恩说：“首次跟敌人作战，是去攻打老龙头车站。……这次战役我们打胜了，但牺牲的人不少。第二次也是打老龙头、老盐坨一带，均在五月间。第三次是打海大道。这回战役，没有人受伤，但回到后方一点名，发现西坛口短了七个人。……我又回到海大道找那七个人，找到了，原来躲在大酱园里。……以后，我们又打海光寺日军营地……攻不上去，就撤回鼓楼。隔天……义和团很快就把队伍拉开了，但是那天并没有作战。”这股义和团打过两次仗后，就有七人躲藏起来，不敢上前线了。第四次败了下来，以后未再打仗。 团民郭世荣说：“第一次……拿着刀枪到了马家口，在那里听说外国人有埋伏，没敢动手就回来了。第二次打武库……见洋人枪炮不断打来，避了枪，避不了炮，于是义和团就撤下来了。回来之后，有些人就动摇了，退了。……第三次是打东局子。……开仗后，有一百来个外国人骑着马排成横排，下了马，端着枪向义和团射去。义和团当时本无枪，又够不上洋人，站着挨打，于是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这股义和团只打过三次仗，第一次“没敢动手就回来了”；第二次同样如此，而且有的动摇逃跑了；第三次不敢向敌人冲锋，“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 团民王文发说：“义和团出了南门，就和住在紫竹林的六国军队招呼上了……整整一天，杀了个天昏地暗。……第二天又跟着打了一仗，夜里还是回到江苏会馆过夜。他妈的，洋毛子……拼命地往这一带打那个开花炮。……不知是谁说：‘这炮可恶呀！咱们别打了，回老家吧。’就这样，我们十二人就夜溜出城，回到老家——郑楼来了。”这12个团民只打了一仗，就逃回老家了。 二师兄李长庆说：“有一次，可能是个法国人，赶着水车走来，一到这里就被我们剁死了，还夺来了一支枪。又有一次，来了鬼子的一队马队，为首的两匹上是女的。我们见了后，就把他们轰到铁路下边，就在铁路下边和他们打了起来，共打死他们七人，夺了两三支枪，一匹马。咱们死了七十二人。……纪家庄就打起来了，马场也着火了。于是我就领着这十来个人赶回去，刚到纪家庄，敌人就放二排枪，不一会，庄上跑出个人来说，鬼子过桥了！我抬头一看，庄子也起火了，这才撤回家来。……鬼子占领了海光寺，从此，我们就散了。我逃到离此三十里的大泊子，我的刀就埋在那里。”这股团民开始遇见一个单身洋鬼子，打了胜仗。第二次遇见的以两个女人为首，很可能不是正规战斗部队，所以能打死7个敌人，团民牺牲的多达十倍。后来尚未见到敌人，一听说鬼子过桥，便撤了回来，接着就逃走了。 这几位团民都是在义和团得到高度赞扬的年代里向调查人员讲述的，倘若义和团确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定会感到万分光荣，把英雄事迹毫无隐瞒地加以宣扬。然而，他们的自述说明，义和团决非具有大无畏气概的英雄。 义和团的大头目们如张德成、曹福田、刘十九、韩以礼等自吹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可是，在与联军战斗时，从不见他们“竞冲头阵”，浴血奋战，没有一人战死在拼杀的沙场上，均在危急时刻当了可耻的逃兵。他们的行为不仅比起中日战争中的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有天壤之别，就是当时官兵的英雄气概、爱国精神亦高出他们不止千百倍。聂士成一有战事，便驰赴各营，激励士兵。7月9日，带兵进攻紫竹林，突遇大队敌人，仍然亲冒炮火向前猛进。到达八里台，“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他“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宋占标“有战必先”，与其一起壮烈牺牲。营官徐照德带队攻入武库，“短兵相接，手刃敌人者三，忽中枪弹，犹挥手杀敌，气尽而止。”帮带吕光烈“首先攻入武库，中弹身亡。”营官潘金山守卫东局子，“右腿被枪子洞穿，裹创力战。”马玉昆部右路统领李大川带领部队进攻，“鼓勇先趋，当将铁路夺占”，后来“中炮阵亡”。哨官以下英勇战死的不计其数。有些士兵死的也极为悲壮，潘金山部被迫从东局子撤退时，有两个士兵留下来埋地雷，联军冲进后，他们毅然拉响，与敌人同归于尽。 天津沦陷之后，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也不敢上前线“灭洋”。仓场侍郎刘恩溥奏道：“津城不守之后，洋人声言专杀义和团民，以致东安、武清各团，皆已闻风解散。”“接奉谕旨，饬臣会合团民，短兵相接，出奇制胜。惟团民业已溃散，臣竟无法可施。”办理通州防剿事宜长萃亦奏道：“前经奏准招募两营，扼要驻防，业经出示晓谕，而义和团民竟无应募之人。” 在北京的团民更不用说了。6月15日，团民二三千人攻打西什库教堂，高声喊叫：“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可到咧。”继而奔向教堂大门。守护的洋兵打了几排抢，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团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以后整整两个月，投入数万人，仍未将教堂攻开。8月10日，联军逼近通州，外乡义和团纷纷逃窜。至北京沦陷前，“前所谓义和团者，早已鼠窜兽散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