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甚缺，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从各地诱骗华侨，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人口，供其役使。后殖民者嫉视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又怕他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入境，乃至推行排华政策。 1727年和 1736年作出规定，逮捕“失业”和无居留证的华侨。1740年7月，殖民当局下令捉拿被诬为窃贼的华侨。有些无辜被捕的华侨或被虐杀，或被投入大海。城内华侨纷纷逃往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城。但走漏消息，殖民当局有所准备。 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后，华人地位开始下降。但荷兰殖民者开发巴达维亚，也多依靠华人承包工程，当局对华人的制砖工艺也很满意。为了将巴达维亚“建成整个东印度最大的城市”，当局千方百计招募华人。1682年，华人达到3101人，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华人源源不断来到巴城。当局开始限制人口入境，并规定华侨必须办理申请和批准手续才能进入，但收效甚微，华人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华人苦力。 1719年，巴达维亚城内华侨人口已从初建时的800余人增至4068人，郊区人口则达7550人。1720年，由于欧洲蔗糖市场逐渐饱和，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当局准备将他们强行转移到锡兰（斯里兰卡）。 1727年6月10日，当局规定，凡是最近十年至十二年内居留在巴城的中国人，未申请领取政府所颁发的居留准许证者，一概驱遣出境。由巴城华侨所写的《开吧历代史记》记载，1740年，盗贼四起，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是穿黑衣黑裤的唐人。当局经商议后下达命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结果不仅无业游民被捕捉，就是许多住在城里的较为富裕的华侨也遭了殃。华侨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因为听说被遣送锡兰的苦力上船后会被投入海中，于是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聚集在甘达里亚糖厂附近的苦力人数超过5000，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以图自救。然而华侨中一个名叫林楚的叛徒，向殖民当局告了密。殖民者便以华侨准备进攻巴城为由，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 1740年10月9日，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城外华侨在黄班指挥下，与荷军激战，伤亡千余人，后转战中爪哇，斗争持续到1743年。 黄班的部队因武器太差，攻城7日不下，撤退。殖民者又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城内华侨居民被屠杀过万。侥幸逃出仅150人。被焚毁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这就是当时震惊爪哇、中国和欧洲的巴城大屠杀。因巴达维亚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 惨案发生后，荷兰总督华尔庚尼尔被逮捕并死在监狱里。据荷兰史料记载，荷兰国会曾对此事进行辩论，担心处于盛世中的乾隆政府的军事报复以及中断经济往来。 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归纳如下看法：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巴达维亚陷入萧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