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圈 北京作为明清帝国的首都，在整个中国的城市经济体系中也成为中心。依附于王朝政权的大量王公、贵戚、官员、军队居住在北京，服务于他们的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了北京。明清六百年的帝国首都，权贵人物虽有更迭，却不影响它在政治结构中九五之尊的超然地位，整个帝国的物资都必须优先保障北京的需要，它也成为华北地区乃至整个帝国的经济枢纽之一。 通过运河上川流不息的船只，全国各地的商品都聚集到北京来，有来自福建的糖、鱼翅、橘饼、胡椒、鞭杆、粗碗，广东的苏木、洋碗、烟草、茶叶、香料、药材、铁锅、铜锡制品，江浙的丝绸、棉布、毛竹、纸张、绍酒、锡箔，江西的各种瓷器和北方各省的毛皮、药材、粮食、干鲜果品及其他农副产品。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大宗贸易的商品，如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了用来满足本地居民的消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北京通过运河集聚起来的经济能力，又进一步拓展到更为北部的内陆及俄国地区，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南北货物大流通推动贸易枢纽城市产生 京津冀地区的城市设置多有拱卫京畿的含义，各省府州县环绕北京，起着军事防御、物资供给、交通中转等作用。明代北京的人口保持在一百万左右，供给百万人口的城市需要周边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北京城日常所需的烟、酒、油等商品，多需要河北地区供应。京东、京西地区可以直接提供酒；蓟州、承德生产高粱，供应北京的烧锅酒；遵化、易州、口外等地供应烟；保定府雄县所产的鸡、鸭由小贩运送来京；香油、面粉则通过人力车运至白沟河，再经陆路驮运至京；易州的板栗、交河的香梨、遵化的绵梨成为北京市场上有名的果品。 更大的需求还是来自于江南的粮食与布匹，这些是维持国家运转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主要指通过漕船运送到京师的税粮。明代每年需要从江南地区运送四五百万石的漕粮，运河河道上运粮的船首尾相连，十分壮观。漕运制度的变革给运河商业的发展带来了空间。 1431年实行兑运法，江南的百姓可以将漕粮运输到瓜州、淮安，然后交由卫所官军负责运送到北方。由此，淮安就成为南粮北运的中转城市。兑运法实施后，专责运送漕粮的卫所官军往往因为负担沉重而私自贩卖土产，以补贴生计。明清政府也根据实际情况，允许漕粮运军携带一定的土特产品贩卖，且所带土货的种类及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南归的漕船同样可以携带货物，乾隆时期还对回运的部分漕船货物实行免税优惠，这些都促进了南北货物在运河沿线地区的流通。 布匹除了供应北方百姓日常所需外，还需要满足驻扎在北方边境数十万军队的军备需求。棉花的种植、棉布的纺织也由此被带动起来。北方地区适合种植棉花，河北的南宫、完县、满城、高阳、安新、博野、安国等地均产棉花，这些棉花被运输到江南的市镇纺织成棉布，再经运河运到北方的城市。关外百姓身着棉纱早已是寻常现象，“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蚕桑不种麻……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棉袄午穿纱。”山东西北部的临清也是运河上重要的商业城市。据《明实录》记载，明代中期临清县单是布店就有73家、绸缎店32家。有布店每进布“出银必点一朱”，每年供记账用的朱砂就需二三十斤，可见棉布进销量之大。 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等货物通过运河实现了南北大流通，运河沿线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贸易枢纽城市，包括河北的沧州，山东的德州、临清、章丘、济宁，江苏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等。而在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 崇文门( 北京) 、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 、临清、淮安、扬州、浒墅( 苏州城北)、北新( 杭州) ，清代这七大钞关也全部保留，各钞关征收的税银也逐渐增加。运河沿线城市的商业发展可以见一斑。 专业市镇诞生 京津冀地区的市场网络随着运河经济的繁荣，在明清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市场网络通常可以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三大层级。 明代，江南地区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河北地区种植棉花却不擅长纺织，大量的棉花被运往江南纺织成布，再运回北方销售。在棉纺织产业链上，北方提供原材料而获得薄利，而南方提供手工业品获得厚利。 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北京的经济需求牵动着运河经济的神经，而运河经济的发展给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契机。 京津冀地区的城市，本就发挥着拱卫京畿、提供保障的军政作用。在运河经济的推动下，这些发挥着军政职能的城市以及逐渐增多的商业城镇被纳入流通枢纽城市—商业市镇—农村集市三大层级的市场网络中来。在加强与京城联系的同时，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为紧密。 京杭运河几百年来在维系王朝政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南北的物资通过运河交通而在市场网络中实现大规模流通。南北区域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资源的整合也因为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推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