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马市 中国明朝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 早期 太祖朱元璋对腐败深恶痛绝，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朱隶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朱高炽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财政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仁宗政治环境宽松，采取减轻百姓的困苦重农、用贤、惩贪的一系列政策，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只可惜朱高炽在位仅一年时间就因病去世。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时间，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平叛包袱，但也给后人在南海问题上留下了无尽的麻烦；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维持了近70年的清廉政治至此结束，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 经过明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很快。明中叶自英宗以后，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闽、浙一带出现了双季稻，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桑蚕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这一切都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后期 经过弘治太平盛世到嘉靖、隆庆时期，政治混乱、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明神宗万历朱翊钧在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实行新政，使朝政为之一振。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开创万历新政的局面，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他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使吏治更加腐败，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西南又发生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丧师数十万耗银数千万两获得全胜。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从军队装备上可见一斑，神机营3600步兵1000骑兵400炮兵。其用霹雳炮4600杆（步骑兵用的多管步枪）, 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子母冲快炮，子冲相当于炮弹）, 合用药675 斤，手把铳400杆（炮兵用的防身手枪），盏口将军160位（重炮）...除神机营外明朝还有数个炮车营。但这只强大的军队在“万历三大征”40多年后败给了李自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