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商人 “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是明清以来流传甚广的《扬州竹枝词》中的一首，描写来自西北的山西、陕西商人（时人谓之“西商”）聚居于扬州最繁盛的下关一带，此处靠近京杭大运河沿岸官方盐运司和钞关（税关），他们亦以贩盐致富，雄霸一方。 数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能在扬州城有名的东关老街内，寻访到当地历史最悠久的盐商会馆——山陕会馆的遗址，只是昔日盛景不再，仅余破落的门楼和数栋旧屋，以及一方深藏小巷之中不起眼的会馆界碑。 明朝中前期，陕西商帮崛起于泾渭之滨，兴盛于广陵故地，号称全国各大商帮中成名最早、资格最老者。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明中叶以后，徽商大举涌至扬州经营盐业，至清朝初年，力压西商，形成垄断，以至于后来一般人提及扬州盐商历史，大都“只知有徽，不知山陕”了，当年秦晋联手大战徽帮的往事，更几近湮没无闻。 “开中法”洞开商路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商籍之争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清康熙年间（1661年~1722年），经徽商多方运作，清廷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农商”难敌儒商 1644年3月，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顺便说一句，生于辽东的吴三桂祖籍“广陵首邑”高邮，也算是扬州人了。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国形势大定，新兴的清帝国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所谓“康雍乾盛世”的130余年间（1661年~1795年），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陕商不敌徽帮败走扬州，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明中叶叶淇变“开中法”为“折色法”时，起家于西北的陕商，便失去输粮支边换盐引之地利，满清入主中原后，北方边患不再成为朝廷头等大事，陕商赖以成名的客观环境和经济基础已大不相同。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商是“农民进城”，生性质朴，虽然发财后也有过在扬州奢侈享乐的记录，但本色难改，徽商就曾讽刺他们说：“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普遍受过教育，谈吐不俗，风度儒雅，且手腕灵活、善于交际，尤其懂得花大力气结识官员，攀附权贵，曾有“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事迹传为美谈。盐业本来就是“官商”色彩很浓的行业，盐商时时要看朝廷的政策变化和各级盐政官员的脸色行事，时间一长，徽商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逐步蚕食陕商的固有优势，最终把后者挤出扬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