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着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三饷”的加派，让农民不堪重负；矿税的敛财手段，更让士人和富家寒心。并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史学家称，明朝的亡国，不在崇桢，而在万历。对照矿监税使的祸民，明实亡于万历！ 明朝的税收制度最大的失败在于穷人纳粮，富人纳凉。这个体制很荒唐，只会加重社会的不公平。在明初，连年战乱以后，农民有几亩耕田，富户不多，还不能体现出来。到中期，明朝国力达到鼎盛，反而农民起义不断，和这个荒唐的税收政策不无关系。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个弊端，可惜的是张居正辅佐的是万历皇帝，在其死后，所有变革被陆续取消。贪婪的万历在矿税征收上又得罪了豪民。所以在后来的八年饥荒时，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口号对农民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义旗一举，顿成燎原之势。朱家皇上在和煤山上的歪脖子树进行了最后的亲密接触后，永远的告别了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