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湘军 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会成功，和他出色的管理才能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代表人物，只是他在将儒学成功运用到军队管理方面比其他人更加成功。他的湘军管理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无湘不成军以及灵活的功利主义。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为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荷叶镇）人，家世业农。特殊的家庭背景俨然使其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成为孔孟的忠实信徒，是旧文化的代言人。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文正公是将儒学阐释为实践理性最淋漓尽致的成功人物，是儒学“君子”的典型代表。 这种成功在湘军的管理中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 曾国藩是如何在当时已极端腐化的清廷主力军中培养出一只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来呢？为什么清末唯独曾国藩的湘军能成大事？这与曾国藩的所成长的旧文化环境有关。儒家讲究向内格物以致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后方可治国平天下。这在曾国藩的治兵过程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注重精神领域的引领。 当时清廷的主力军队精神涣散，没有操练，将官猜忌，整个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徒有国家的外衣。为此，曾国藩利用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加以团练打造了湘军。这种团练的独创性在于重视精神主义的激励。曾国藩的“讨贼檄文”从整个民族的立场出发，声声斥责了洪秀全的“背信弃义”，这就将洪秀全推到了各族人民的对立面。洪秀全将中国几千年的礼仪伦理，诗书经典扫地荡尽。于军队中的官佐，这是对知识分子千百年精神寄托的彻底打击，是对士大夫阶层凭借传统旧文化既得利益的公然挑战，因此，读书识字者不可能袖手旁观；于基层士兵，洪秀全违背祖宗之法，破坏庙宇，毁灭偶像，是不得民心的行为。曾国藩作为整个湘军的导师，引导士兵们自身责任意识的觉醒，为军队的训练提供了精神动力上的支撑。曾国藩不仅仅将这种文化武装个人，还将这种旧文化的力量层层外延，克服传统军队弊端，实现了文人带兵的突破。 第二，无湘不成军。 曾国藩作为孔孟的忠实信徒，深知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亦被运用到军队中来。儒家最讲人伦，这是宗族观念与乡土观念的根子。伦者，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这与修身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伦理道德是从自身一层一层向外拓展的，因此，在湘军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曾国藩遴选的官佐，以及这些官佐招选的士兵，他们几乎全是湘人。 曾国藩高超巧妙地运用儒家几千年所沉淀的民族性格打造了一只出色的湘军队伍，这支队伍自上而下都充斥着血缘传统文化。此时，整个湘军队伍处在以曾国藩为圆心，以宗族与乡土观念为半径所画的整个网络体系中。曾氏这个由己一层一层向外推出去的水浪，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互联系，这对湘军内部的团结精神大有裨益。 第三，灵活的功利主义。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出色的HR，不仅仅在招聘人才阶段游刃有余，激励人才方面更是得心应手。除了重视精神教育之外，他也还注重外在物质的奖励。当时的清军不可作战的一个原因在于士兵的待遇太差，以至于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的地步。曾文公操练军队初始，不仅仅增加饷额，还为湘军提供了特殊的权利，鼓励军器的先进与精良。曾国藩有一双慧眼，深知士兵的需求体系，因此，曾国藩根据不同的兵种设置不同的物质供给，进退有度，实事求是，内外兼修，这才打造了一只极具历史意义的军队。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这是多年来民间的共识，但是曾国藩却巧妙地将秀才与文人结合起来，开启文人治军的潮流。曾国藩将理学投入到湘军实践中，获得了显著的成果。曾国藩巨大的学业造诣得益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同时，这种方式也发挥了其潜在的政治才能，这不仅仅刷新了曾国藩本人，也刷新了当时的旧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