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农业 元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自唐宋以来不断发展的农业经济，但这种影响具体到全国各地则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就浙江地区而言，通过考察农业生产工具、农作物品种和土地的开发利用等情况，可知其时境内的农业经济还是取得了一定发展的。 农作物品种的丰富是元代浙江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粮食作物方面，水稻种类增多。若以品质分，主要有粳稻、籼稻和糯稻，“早熟而紧细者日籼，晚熟而香润者曰粳，早晚适中、米白而黏者日糯”；(卷二)若以种获早晚区别，则又可以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这些材料揭示了元代江浙一带对水稻的不同种类已有进一步的认识。明代方志对水稻品种记载繁多，如《嘉靖定海县志》卷八《物产》记载各类水稻品种46个，《嘉靖象山县志》卷四《物产》中也录有“稻之属”31个，另外同处江南的镇江水稻品种达31个，其中籼、粳稻品种共22个，糯稻品种9个。 随着南宋避地江南，麦类一度成为江南地区广为种植的农作物。入元以后，浙江地区种麦依然较为普遍。如浙东庆元境内的四明山上就有种麦，“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元代诗人萨都剌在经过浙东衢州路常山时歌吟：“行人五月不知倦，喜听农家打麦声。”温州路楚门“半陇石田都种麦”，乐清等地也是“草舍炊茆留客饭，麦田焚棘断人蹊径”。由于麦性忌涝耐旱，适宜在高田山地生长，所以它更多的集中在多山丘陵地带。不同于宋代的是，元代浙西等地经过较长时期的水田改造，加上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起埨技术的出现，许多高田地带，甚至是一些低田里，也较多地实行了稻麦复种轮作的种植制度。稻麦复种，轮作换茬，合理而有效地利用了土地资源，并充分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除水稻和大小麦之外，浙江粮食作物还有粟、黍、荞麦、椑、穄等。在一些地方志中，还将豆类直接归入谷属。豆类又有黑豆、绿豆、赤豆等多种，且这些杂粮作物在全省的种植面积还是不小的。 经济作物方面，棉花的引进种植最明显地反映出元朝时期浙江地区在农产品种类上的突破。元代之前种棉织布基本上还局限在一些边远地区，至于土沃民勤的江浙一带，棉花的种植似乎尚不多见。但至元代，浙江已成为重要的产棉区，浙东浙西各地有之。 浙西的嘉兴一带是江南地区较早引进棉花加以培植的地方，不论棉花的种植规模还是棉纺织技术在全国都较为领先。修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的《至元嘉禾志》便将木棉与丝、绫、罗、纱、绸等丝织品并列，作为嘉兴地方土产。元代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梦麟作《黄浦水》诗曰：“黄浦水，潮来载木棉，潮去催官米。自从丧乱苦征徭，海上人家今有几。黄浦之水不育蚕，什什伍伍种木棉。木棉花开海天白，晴云擘絮秋风颠。男丁采花如采茧，女媪织花如织绢。由来风土赖此物，祛寒庶免妻孥怨。府帖昨夜下县急，官科木棉四万匹。”[(卷二)该诗固为揭露官府盘剥百姓而作，但“什什伍伍种木棉”、“官科木棉四万匹”等诗句却也反映出当时浙西一带已成为江南重要的产棉区。另据《元典章》卷一四《吏部八·差委》记载，在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即将木棉列入江南夏税开征的前一年，杭州路便率先折收木棉，与其他物品一道运往大都。大德七年(1303年)负责驿传的机构通政院派人前往杭州、泉州等地催办胖袄，胖袄就是用棉花作内絮的棉袄。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东木棉提举司设在绍兴路余姚，该地的棉花栽培领先全国，明代形成“浙花”、“江花”、“北花”三大棉区，余姚仍为“浙花”的主要产地之一。元时婺州路各州县亦有木棉种植，程钜夫《送人赴浙东木棉提举》云：“曾历金华三洞天，风流历历记山川。……访古但闻羊化石，因君又喜木生绵。”[12]沈梦麟《浦江道中寄义门郑诸公》曾描绘金华浦江郑氏义门一天的日常生活：“晓舂杭稻星粒机，夜织木绵花先生。”(卷三)大德十一年(1307年)，温州路瑞安州民户吴瑞状告本州王同知“下乡体覆折收木绵，取受钞锭”。地方官府既已在税收中折收木绵，可知14世纪初瑞安也有植棉织布活动了。元代后期诗人陈高是温州平阳人，他的《种檀花》诗曰：“炎南有植树，衣被代桑蚕。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结实吐秋茧，皎洁如雪霜。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御寒类挟纩，老樨免凄凉。”橦树即棉株，垦辟闲园来种植棉花，代替桑蚕之功，表明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在浙江境内的进一步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