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波杨府 高官贵族的住房，多是深潭大宅，是普通百姓难以相比的。首先要考察的，是朝廷赐给官僚贵族的住宅面积。宋太祖平定后蜀前，即“诏有司于右掖门外，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供帐悉备”。孟昶被俘虏到开封后，即将这套500间的豪华住宅赐给他居住。宋仁宗朝初期，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赐给位至使相的张耆一座甲第，建筑面积达700间：“章献太后微时尝寓其家，耆事之甚谨。及太后预政，宠遇最厚，赐第尚书省西，凡七百楹。”这是假公济私的特例。熙宁七年(1074年)，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亳州知州邵亢卒，因为他是宋神宗藩邸时的旧臣，皇帝予以优赠，并“即其乡造宅五十间赐之”。宋神宗曾打算给他的舅舅、护国军节度使、司徒兼中书令、太一宫使曹佾，在京城南“筑三百楹第”，被坚决谢绝了。绍圣元年(1094年)，诏令户部以系官房屋100间，赐故嗣濮王宗晖本位居住。建炎三年(1129年)，枢密郑某死，宋高宗“特赐田十顷，居室五十间，以抚其孤”。 再看朝廷借给死亡官员家属临时居住的房屋数量。朝廷规定：“文武官身亡，应借官舍者：曾任执政官，五十间；大中大夫以上，四十间；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三十间。”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如熙宁八年(1075)，“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高级军官的家眷的临时住房是30间。绍兴七年(1137年)，兵部尚书吕祉被敌人杀害后，朝廷借给其家属官屋40间居住；绍兴九年(1139年)，四川宣抚使吴玠去世，朝廷借给其家属官屋50间居住。 从这些具体例子可以推知，宋代中高级官员、贵族的住房面积，一般大约在30间到lOO间之间，特殊者至700间。如果加上庭院、花园等，占地面积自然更大。绍熙年间有官员指出，“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一座大宅院，就是数百户平民住宅的面积。 自然情况下一般社会上层的住宅面积，更具代表性。宋仁宗朝后期，曾任宰相的杜衍退休在南京，“衍清介不殖私产，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居住面积虽达数十间，但对于一位退休宰相来说是不相称的。大观年间，著名文人李躊在许州长社定居，建造了30间规模的住宅，苏辙在专门为其作的诗中云：“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李君虽贫足图史，旋凿明窗安净几。”一位清贫的文人，也能建筑30间房产。退居在许州的苏辙，于当年也几乎罄尽积蓄，决意盖房：“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我老不自量，筑室盈百间。旧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100余间的住宅，满足了他晚年最终的心愿，也耗尽了毕生钱财。毕仲游也在70岁时决意退休，经营归宿：“已令儿子于颍阳所在旧屋之外，增盖二十余间小屋，约三四月之间，复丐宫祠以归，庶得专一调养。”仅增建的房屋就有20多间，原有“旧屋”的数量，当不会少于此数。陆游有诗透露了自己的住房面积：“曩得京口俸，始卜湖边居。屋财十许间，岁久亦倍初。執花过百本，啸咏已有余。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时年41岁的陆游，购置的住房显然是私产，靠着官俸由起初的10余间扩大到20余间或30间左右。与其父不置房产相比，陆游已感到惭愧了。他尚未扩建时的房屋情况，在其诗中也有描述：“敝庐虽陋甚，鄙性颇所宜。欹倾十许间，草覆实半之。”说明最初建造的10多间房屋中，一半还是草房。宋宁宗时期，萧穆林致仕后，“辞朝归薮，草屋八九间，方宅十余亩”。大概还不如陆游。南宋中期，金华县“因进纳补受官”的修职郎、县尉朱熙绩，“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余间”。规模庞大，显然是大财主的庄园，是其财大气粗的体现。绍定三年(1230年)，宗室、曾任郎官、通判的婺源人赵汝盥，家住县城北边5里的汤郊，“结屋三间曰山堂，自为之记。其余为亭趾十余而已”。以上可见，除了原本家底丰厚的官员外，其余官员多是中年以后才经营永久住宅，而且既有此举，规模都比较可观，有10间左右的，但多在20间以上。 另一方面，艰难条件下或不治房产的官员士人，住房则与一般老百姓相差无几。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昌化军后，地方官有意刁难，不准他租房，只好“买地筑室……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居住3间房屋，是流放官员的最低限度。元符二年(1099年)，苏辙被流放到广东循州，也遭到地方官的刁难，“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人。”便买了一套10间的民居：“裒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北宋后期，四川达州人乐君，以教学为生，“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5口人共3间草房，实际上只住一间，另二间被用做教室了。北宋后期的蔡駜居士，只有住房3间：“结茅汝上只三间，种稻城西仅一廛。”陈傅良的叔祖温州人陈绎，宋孝宗时去世，“旧屋才三间，后二子合为数十间于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一家的房产是3间，后来的数十间是子女家族聚居。杨万里的父亲出身贫穷，一‘尝作小茅屋三间’而未有门扉，干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绝句送至，云：‘三间茅屋独家村，风雨萧萧可断魂’。”也是草房3间。永嘉有位处士叫何傅，“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处也。前二岁，余数过焉，草木稀疏而不荣，败屋才三间”。只有3间破房子。乾道年间，张孝祥给陈姓小官员赠诗云：“陈子居城东，茅屋三四间，下有五亩园，灌畦泐清湾。”这位官员的住房是三四间草屋。南宋后期，曾任权吏部侍郎的孙梦观，只有破屋数间：“其居败屋数间，布衣蔬食，而重名节云。”南宋后期，官至朝奉大夫的罗某，“止有田三数顷，老屋二间，仕五十年，未曾治第殖产。”有300多亩土地却只有房子2间，显然是不相称的，原因是在外游宦且不喜欢“治第”。这些事例说明，一般士人的住房多在3间左右，与普通百姓相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