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上朝 历朝历代考公务员都是一项热门的事情，宋朝也是如此。当然，每年还是会有很多人考不上，这时候政府就会想办法让一些老头子上榜，这份榜单就被称为老榜，这些人就是老榜官。 宋朝特殊的安抚制度：让屡试不第者成“公务员” 宋朝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虽然录取的名额比前代大大增加，但毕竟僧多粥少，屡试落第、五六十岁还在为功名奔波的仍大有人在。考虑到这些读书人“易农而学，应书躬策至于历年且老而无所成”，皇帝特许在正榜之外，另发一榜恩赐其功名“与微官使之沾禄而后归”，因老人居多，此榜即被戏称为“老榜”。而榜上有名、以特恩获得功名的老年士子们就是老榜官。 宋朝老榜始于太祖开宝三年（970），经由科举录取进士张拱等八人后，又额外录取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未及第人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老榜录取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优待对象主要为五六十岁的老年士子：仁宗时曾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七举及六举终场年六十，淳化以前尝应举及经先朝御试者，不以举数，令贡院别具名以闻”。虽然后来各朝应举数屡有变更，但年龄条件基本不变。 那时，名登“老榜”并非易事。宋朝规定：达到“四举”、“五举”、“六举”乃至更多举的老年士子才有资格入选。宋朝确立了三年一轮的三级考试制度，先由各州举行取解试，合格者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通过后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与人们所熟知的明清举人不同，宋朝举人不过是通过州县考试后获准参加省试者的一种临时身份，这些人如果没能通过省、殿试，下次应举仍然需要从州县取解试开始。因此，“四举”“五举”中就包括一些参加过省试乃至殿试而被黜落的士人，这些人除了年龄上偏老之外，学识方面想来并不差。 宋朝初年，老榜录取人数并不固定：少的几十名，多则数百名。哲宗在位时，一些朝臣强烈建议要规范录取名额“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南宋孝宗时期，政府锐意改革，进一步裁减冗官，老榜录取额又降为“三人而取一”。 老榜官以恩科得出身，名望很难与正榜进士相比。宋朝正榜进士按殿试成绩优劣区分为五等，一甲最优，五甲最次。一甲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仕途前程无量，备受朝廷重视，人人称羡。与之相比，老榜官虽也依据殿试成绩优劣区分为五等，但是，第一等的前两名（俗称老榜状元和榜眼）也就仅够资格附于正榜最末等的五甲，被授予知县、县尉、主薄等微职，其余四等就更不着边际——任职于州县学，充其量只是蒙朝廷恩赐得到一次“微官沾禄”的机会罢了。南宋绍兴年间，一正榜状元叫王十朋，老榜状元是李三锡。发榜那天，某宗室子弟因名列正榜榜尾而闷闷不乐，同行的友人乃赋诗安慰“举头虽不窥王十，伸脚犹能踏李三”。又《墨庄漫录》记载：徽宗崇宁年间，徐适被点为老榜状元。按照惯例朝廷赐新科进士闻喜宴，每个人都有幸得到君主亲赐的宫花。闻喜宴罢，徐适等人途经平康区娱乐场所，同年进士的宫花多被倡女争抢去，唯独徐适的宫花无人问津。回到寓所后，徐适戏题一绝“白马青衫老得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其间的失意冷落是很显然的。 事实上，很多老年士子也把恩榜入仕看作是无奈之举，很少像正榜进士那样炫耀出身。更有一些老榜官着力摆脱此种尴尬处境，再次参加科举考试。有些竟成正果，荣登正榜，如神宗朝的蹇周辅、高宗朝的董德元等。他们做老榜官时寂寂无闻，考中正榜进士后，仕途前景随之大为改观。以董德元为例，他“累举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贫甚无以自养”，后应邀与一富家子弟再赴科举考试，临行时，州郡守彭子徙依照惯例犒劳赴京举人，看到董德元的名帖时很是不屑“老榜官耳，何足道略”，乃“不加恤”。董德元气恼之下暗自发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礼部省试，又在殿试中脱颖而出被钦点为状元。董德元衣锦还乡，彭太守老远迎候，董德元感念往日的冷遇，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赠他“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迎，便是从前老榜官”。彭太守读后，不由得埋怨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叫苦不迭。其后，董德元仕途顺畅，不出七八年即擢升至宰辅要职。 宋朝不乏非议与责难老榜官的呼声。哲宗朝谏官上官均认为：老榜官们“大率多年六十以上，学术凋疏，精力弊耗，又无人荐举，不复有向进意。往往贪冒营私，职事不举，民受其病。”著名文学家苏轼也曾奏议“恩榜（即老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於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事实上，虽然确实存在一些饱食终日而营私废职的老榜官，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老榜官们返乡或就近为官，担任知县、县尉、主薄或州县学职，从事的多是基层行政事务或地方教育事业，这些工作繁重而又琐碎，一些人即使很勤勉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也很难与公卿将相眼中“有闻於时”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 虽然老榜官们不时遭到非议，但是终宋之世，朝廷对老年士子的这种特殊恩例一直存在。究其原因，宋朝对这种恩例的坚持，除了前述“怜老”因素外，更基于稳定政权的一番考虑。宋朝皇帝总结前朝教训“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都心照不宣地把科举入仕当做钓钩，“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诱导“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蔡绦《铁围山丛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赵宋王朝确实煞费苦心维护政权，录取老榜官与太祖初期的“杯酒释兵权”都驭人有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朝官员的生活如何 宋朝被称为读书人的天堂，除了政府对读书人的尊崇优容外，还因为官员们待遇极高，是历朝中最优厚的，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宋朝官员俸禄丰厚，朝廷变着法子地给官员发钱、发东西。禄米、俸钱是基本的收入，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官员们还领取职钱（俸钱类似基本工资，职钱类似于岗位工资），享受免费住房、食宿和随扈。朝廷给每个官员配备免费仆人，最低的官员配给1名仆人，宰相可配给100人。 此外，官员可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补贴，比如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这些福利补贴合起来蔚为壮观，比月薪高多了。即便如此，皇帝似乎还觉得过意不去，动不动就赏赐大臣。“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赵翼《廿二史札记·宋恩赏之厚》）遇到一次这样的赏赐，胜过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更让人羡慕的是，宋朝官员还有许多“默认”的收入。官府用公家钱借贷的利息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在官吏们中间均分；官员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全国各地可以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宋朝官员还有定期免费疗养的待遇，称为“祠禄之制”。 所以，在宋朝做官就意味着荣华富贵。宋朝政权开放，多数高官都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比如宰相吕蒙正和范仲淹，尽管为官廉洁，生活却都富足奢华。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范仲淹捐钱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 北宋名臣苏轼，很会哭穷，说自己“为穷之冠”，但事实上他收入颇丰，生活优裕。以他在仕途低谷，任黄州团练副使时期为例。当时，苏轼穷得要自己割猪肉做“东坡肉”，自酿蜜酒，一副自己动手解决温饱的模样，可同时却在倒卖房屋牟利。他的一个同乡劝他在许州买房，因为那个地方房价低。苏轼回信说，他有现金“数百千”，他的儿子刚买了一座庄园，他自己在京师还有一些产业，变卖后凑钱“八百余千”，问他的同乡这些钱能在许州买多少房。同时，苏轼对京师一幢在售的豪宅——荆南头湖庄子也表示感兴趣。听说首付只要二百来千，便自己盘算“不知可信否？”所以，苏轼的穷，是与达官显贵的豪奢生活相比的穷，比起平头老百姓来，他已经是大富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