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钱币 我国古代自宋朝发行纸币开始，制造假币的行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获的一起伪钞案中，一次性起获假 币30万元，参与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显呈规模化、团伙化倾向。元代铅山州(今江西铅山县)素以制造假钞闻名，吴友文所造假钞远至 江淮、燕蓟一带，他本人也以伪钞致富，豢养打手，常派人威胁告发他的人，甚至与官府中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对抗。 面对如此嚣张的伪钞犯罪活动，历代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防伪措施，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种: 一、严刑峻法，奖惩并行，严禁伪币的制造和流通 古时针对民间的货币作伪，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的严厉惩戒来遏止作伪者的不法行径。太祖乾德元年(964年)七月颁行的《宋刑统》中规定:“诸私 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具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后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又下诏:“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鎉钱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 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铸者弃市。”对于私铸铜钱者，不计铸造数量的多寡，皆处以死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 ”，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限外犯者之有差，私铸之人作法处死”。 南宋时期，由于铜的产量锐减，为了确保现有的铜材，对私铸铜钱者的处罚更 甚，除“私铸钱者绞”之外，对于相关失职人员亦有轻重不等的惩罚。再后来，随着纸币的出现，铸币额锐减，这时的纸币已经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其行用量大 且广。和铸币相比，纸币作伪更易而获利更丰。因此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伪造，并进一步加重对违反者的处罚。当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律，并增设了支赐陈告 人的奖赏制度。具体说来就是惩罚伪造、包庇、转用伪币者，处分失察的官员和乡耆；奖赏告发人和自首者，奖励查获伪钞的官员。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定伪造会子法规定:“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宋代规定告发者赏银千贯，金代规定赏银三 百贯，元代规定除赏钞五锭外，还将犯人的家产全部赏给告发者。在这些奖赏之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作用。此后，政府对会子法还进行 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这些都是政府贯彻“严刑峻法，奖惩并行”原则，以严厉打击私铸伪币者的最好体现。 二、严格管制币材以杜绝作伪之源 铸造钱币需要铜、铁、锡等金属材料，制伪钞则需要钞纸。北宋时期，庄绰就已经指出货币作伪在于“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铜 源，盗铸者就会有足够的铸币资源，为了从源头上制止作伪，政府就应该采取禁铜、榷铁以及垄断钞纸等措施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时控制币材的具体措施就包 括:禁止民间私自开采和冶炼原铜、私相买卖铜料、铸造铜器出卖等等，其目的在于截断不法之徒的私铸之源。 三、收缴收兑私钱，阻止私钱在社会上的流通 只 要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就难以完全禁绝，就会有大量的私钱进入流通领域，对政府的钱法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已经铸造流通的私钱，古代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 相结合的办法，在严禁私钱流通的同时，用官铸法钱和谷帛等收兑私人手里的恶钱，再回炉重铸，力图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恶钱的数量。收兑政策毕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主要是国家财力有限，无法长期承受。法钱和恶钱的比价如果定得太高，政府财力不足，便无法将民间的恶钱全部兑换出来；比价太低，私人的恶钱不愿意拿 出来，又收不到效果。不过收兑政策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只要官铸和财政上的支持，还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