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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雕版印刷技术

http://www.newdu.com 2017-08-30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比较发达的西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抄写做注,雇雕字匠人刻版印卖。这项工程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才刻印完毕。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后蜀也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由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当时的大学)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以端楷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这样,从公元932—953年,历经22年时间才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在“九经”刻成后两年,即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末到宋初,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向别人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便叫人刻印了这两部书和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九经”,镌刻《后蜀石经》十三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许多在后蜀做官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并没收其家产,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不烦染翰(以笔蘸墨)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点,于是就在公元909—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中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搜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chu处〕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而且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可是如此大量的佛教印刷品,今日只剩下几卷经卷和少量残损的塔图了,其中有的还落入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除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外,私人也略有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为完好,经卷前部刻有“丰财园说法”图,后部为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共计2675字。字体古雅,墨色清晰,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这卷珍贵文物,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的。
    五代时,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
    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的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
    还有南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此外西北的敦煌、东南的福州也都出版过书籍。
    总之,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第一,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开始形成了。第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当时那些较为安定的地区。第三,明确了雕印书籍分书写、雕版两个工序完成,这就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质量,因此,一直为以后公私雕印书籍者所遵循。第四,蜀国、吴越的老刻印工的技术和印刷设施,为北宋时成都、杭州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五代十国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但是雕版印刷业却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到今天已经很少了,仅有的几种都是残本,而且有的已散失在国外,至于“监本九经”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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