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历史前台的。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确实很棒，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谏言，与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谋而合。什么是富国，就是国家的钱多;什么是变法，就是理财，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弄出最多的钱。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成天眉头紧锁。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驿站马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据说，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连消带打的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但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能让变法自此完美起来，一马平川了?只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已。再就历史流程的延展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箝制言论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有问题。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为此宋神宗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为新增32座国家财库之名。还不够，又添20座，建库封桩。 国家一时间富了起来，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还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为例，本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政府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政府的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货款。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对于那52座财库的由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又如意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更要说明的是，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放松了对庶民的束缚，撇开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不谈，经济上的勇猛行进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飚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40多年后，北宋灭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绘制《流民图》，企图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人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于是将臣子们的上奏中言及民间常苦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大不以为然。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 安石是固执的，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民众的苦痛与主题宏大的变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居然如此无视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称政治强人，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思想缜密。对他“大言震神宗”启动变法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不能不算是公论。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绝不是几篇立论高扬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赎的。 王安石变法搞亡国家？ 王安石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是他一条都不粘。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王安石这个人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宋代，人们就不知道如何评价王安石。邓广铭在创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时便感慨说： “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 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改变了帝国以及所有人命运的大人物视而不见。 这个人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读书很多，自诩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他辩才无碍，虽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可是讲起《周礼》，举朝无人比他更烂熟于心。他把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整得很惨，可是没有人敢于说自己的才华比他高。 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干吏，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娴熟，谁都骗不了他。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宋是一个士大夫之国，大家都穿得很体面，彬彬有礼，偏偏这个王安石不洗头、不剃须，每天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更要命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是王安石一条都不粘。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当然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参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治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 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19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 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的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何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 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