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历时一百多年，是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回光返照”。然而学术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争乱不休。
康乾盛世具体措施疆域上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到乾隆年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仅次于元。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 政治上 康乾时期的君主专制达到历史顶峰。康熙时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 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军事上 武器发展 后金时期，缴获明朝的大批枪炮弹药武装军队，统治者还命令归顺的汉军官兵“准备”一定数量的火炮，以加强攻坚力量，并演练出新的战法，到了皇太极时，命令军队建造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 军事没落 国内统一展示了清政府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在国内社会渐趋稳定的情况下，清政府军队逐步腐败，训练废弛，装备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则远远落后了。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中，八旗军纪已散，军力大不如前。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局面。 经济上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大规模蠲免钱粮，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全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康乾时期的经济与西方英国相比，在质量和生产关系还有对外贸易情况下来看，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英国。而清朝统治者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实际上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清帝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 文化上 在文化上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乾隆时期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 外交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乾隆时期对周边小国不断扩张，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 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清政府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清廷此举制约了出海贸易的发展，也影响了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错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 社会 思想钳制 尽管在康熙晚年发生过《南山集》案，但对反清思想，康熙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少著作例如僧函可的《千山诗集》、顾炎武“违碍之处触目皆是”的《顾炎武诗文集》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都陆续结集出版，同为晚明清初著名学者以及在其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激烈批判清朝统治者的黄宗羲，在康熙时代也逐渐称清朝为“国朝”和清朝的统治为“王道”，晚年的黄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轻题”之初衷，书中称清朝为“圣朝”、“国朝”，称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军为“王师”，甚或一改《明夷待访录》之用中性干支纪年而采用清朝正朔。 生态灾害 康乾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和为围河造田，来开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还有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当时清人汪士铎也感慨到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东南沿海一带，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剧增之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开始重新走上明朝末期的发展老路。在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区，如杭嘉湖一带，也已经是生态崩溃。 贫富差距 康乾盛世对于上层社会生活来说是豪奢。而底层的人民来说则是普遍贫困。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吃饭十分奢侈，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许多道荤菜，而大众则是吃糠咽菜。 毁誉参半 马戛尔尼组团访华、并且记下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对当时的中国有褒有贬，毁誉参半。 康乾盛世是谎言吗？ 始终存在着血腥的民族冲突 几乎没有文化(甚至刚刚开始使用文字)的满族统治者从入关开始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血淋淋残酷暴行，到覆灭前夕“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齿诅咒，从始到终，哪里有什么“清朝政权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江浙一带(包括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都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省屠净。历史上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难?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中叶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比。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谓“仁政”。 清朝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它征服的中华各民族看作奴隶，实行野蛮血腥的民族高压政策。强调满汉不通婚;筑起种族隔离墙，不准汉族去东北，不准蒙族平民入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歧视。 从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满清皇朝的斗争。 “康乾”社会比明代大倒退 满清入主中原，造成社会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习、农奴制的烙印，随处可见。野蛮的“圈地运动”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华全国的生产力。社会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厌恶的喳喳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 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资，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摊丁入亩”的税制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扼杀了产业化的苗头。 旁观者清。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康乾”工商业远逊前朝、落后西方 我国宋代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经过蒙古元朝的大破坏而逐步复苏，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在这“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非“好事” 康乾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6330余万 );经过战乱后的恢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 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满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爱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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