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马斯·潘恩 在美国的领土上，托马斯·潘恩是一个异乡人；而在奴役的王国里，托马斯·潘恩是一个异见者和反抗者。当美国人的独立意识仍沉睡不醒的时候，他的言论像春天里的一声惊雷炸响，美国人这才从漫漫长冬中彻底苏醒过来。 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先驱波特莱尔在他去世前三年，写下了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这部诗集表达了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的鞭挞，流露出对美好世界公义社会的向往。收入这部诗集的五十篇作品中第一首就很有名，作品名为《异乡人》。 诗中的“异乡人”因为远离人群而变得孤僻，进而用哲人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说自己已经没有了亲人与朋友，也不知道祖国位于哪个纬度，处于一个边缘人的心理状态。他必须远离到他乡自我放逐，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异乡人对“祖国”的定义超越于政治含义之上，他的“祖国”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那不是用纬度、国界来区分的，也不会因暴力、胁迫及伤害而屈服。因为异乡人的心，就是“世界之心”，永远都坚守着世上最后的良心。 如此自我放逐他乡的异乡体验，与寻找心灵家园的故乡意识这两者既糅合又冲撞，无法不让人不为之动容。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有许多优秀的思想者，都曾遭受过流浪、流放或流亡的共同命运，乃因他们不肯屈服于强权、群体、等级、传统和既定秩序的独立品格，使他们或甘愿或被迫而成为人类历史流亡谱系的优秀成员。18世纪下半叶美欧两陆的革命风暴时期，出现了一位影响卓著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一位不断被驱逐的流亡者，潘恩的一生总是奔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在各国重要的历史关头留下自己不朽的声音和足迹。他的思想和灵魂像老鹰一样在时代的天空中展翅上腾，他的肉身却在大西洋两岸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磨折。他的遭遇之惨，甚至超过那位“以不幸著称于世”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他那融入骨髓的对自由的信仰。潘恩说过：“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句慷慨激昂的宣示，正是潘恩终生不停奔走，要去为不自由的地方、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而奋战的一生写照。潘恩离世两百多年了，但只要人类始终向往热爱自由，潘恩的思想就将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十几年以前，潘恩于我是一个特别心仪的名字，《常识》是一本特别想读的书。那是1990年代初的中国，许多的真相被扭曲，一切有关常识的言说都弥足珍贵。那年的夏天啊，我的心拼命地向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狂飙人物倾斜。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因着捧读《常识》、《人权论》和《理性时代》同时默想“遵行真理”的上帝律法，而成为一个心潮澎湃的夜晚铭记于我的整个生命。阅读潘恩的作品彷佛是在聆听贝多芬的不朽名作《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呈现出反抗和叛逆的狂风怒涛般的力量。他的文字中透露出对世俗禁锢的嘲讽和不受一切羁绊的疏狂，如同乐圣谱写的一个个激情四溢的音符。这里面有与我所接受的教育相悖但为我所深深认同的东西，它们在往后生命的晦暗日子里激励着我的思维心绪。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解答了我在孩童时代也是每一个孩子时常发出的疑惑——“我是谁？”：“人权起源不应仅仅停留在古代某一时间阶段，而应追溯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在原初时期，他当时是什么？是人。人也就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没有再高的称号可以给他了。” “正因为他是人而非其它，理应享有神圣的权利。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必须认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世界对他就像对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其中还有这样的颠覆极权主义神话的让人难忘的描述：“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也从来不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或由谁来统治；……” “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其主要的意图和目的是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安全。” 一位热情宣扬天赋人权捍卫人类自由的言说者的心声跃然纸上，时代的土壤和个人的经历孕育了潘恩，这种对人权和自由的阐释，展现了启蒙时代一位流亡思想者的锐气与头脑独具，也深远地影响了他身处和身后的这个世界。 一生以“世界公民”自许、在异国他乡居住岁月超过家国故乡的潘恩，是个天生的叛逆者，是祖国的异邦人，外国的异见者，一只会思想的丧家之犬。这是一个少时就辍学的英国诺福克郡穷苦裁缝家庭的孩子，饱尝了在社会上遭到失业饥饿虐待歧视等等的各种磨难，因写作支持英国下级税吏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的诉求，被认定有“反政府思想”而遭解雇，遂流亡北美； 到美洲还不到两年，潘恩就以“一个英国人”署名出版了《常识》，吹响了英属北美洲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进行独立战争的号角，成为北美洲家喻户晓的人物。战争结束后，他却受到排挤再度失业； 退隐到英国后，潘恩因为写《人权论》号召英国人民彷效法国大革命起来彻底扫除封建势力，被英国政府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并下令通缉。他被迫再度逃离英国，连夜流亡法国； 到了法国，潘恩刚一登陆就被推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参加起草了《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兰西宪法，热情参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但因反对处死法国国王而主张放逐，及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被上台后的雅各宾派以“图谋反抗共和国”的罪名投入了监狱十个月，又被拿破仑禁止出国十多年； 而在英国，当局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认定潘恩是非法之人，著作全部查禁，永远不得重返英国； 返回到美国，潘恩却因为出版《理性时代》持守自然神论观点，遭到联邦党人说他是个“无神论者”的指责，随即被他所热爱的美国人民围攻诅咒。晚年，他在纽约新罗歇尔穷困潦倒中孤苦度日，最后在所有人的敌意中含愤死去。 这个异乡人的一生，度过的是颠沛的一生，同时也是异见者的一生。潘恩几乎就是为反对和反抗而生的，他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或虚幻上的世界，他不能容忍人类走向一条自我奴役的道路。潘恩以独立评说政事、反抗压制自由为己任，作为一名对时代和历史负责的评论家，他永远难为当政者所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持续不断地为自由和人权鼓与呼，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持之以恒兜售思想的人，一个永远的反对派，一个不服从的世界公民，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自由之子。 没有人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参与了那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人的作品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造成巨大的影响。“世界就是我的祖国。” “给我七年时间，我就会为欧洲每一个国家写一部《常识》。”潘恩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鼓动革命，阐释宣扬自由人权的要义和重要性，结果却遭到诬蔑、审判、逮捕入狱、不得善终的下场，三个国家几乎同时抛弃了他，两次取消了他的国籍。 他承受着超乎想象的苦难，他那柔弱的心脏承受着接踵而来的痛苦，他为此也曾有过恐惧、颓废和沮丧，忍受着寂寞、凄凉与横逆，可是他的心里始终有一粒希望的种子，那是童年时起就已在他的心里种下的。他的心始终与底层的民众和苦难的人类的命运贴在一起，他从来没有被苦难彻底击垮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手中的批判武器，苦难丝毫无减他一贯的捍卫自由的信仰和活跃、犀利的思维。他一面承受着苦难，内心纠结着矛盾和痛苦，一面又构思着一个理想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摆脱了苦难和不平等。他怀抱着一颗思想者的心走向自己的理想国和自由王国，把自由和正义之光带给了人类的未来。他的文字作品就是自由的火把，这火把照亮了世上每一个人的灵魂，照亮了被奴役、被压制的人们绝望的心，也照亮了全人类的自由之路。 苦难的潘恩，在同时代许多人的眼里，是一个异端，一个叛逆者。在喜爱他的人眼里，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人类的思想史中，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的革命者，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支撑他的思想基础，是肇始于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论”，由此，潘恩著述中最让人感受到一种魔力的，便是他倾力论证天赋人权说的那些部分、那些段落。作为有生以来饱受歧视与排挤的底层人，潘恩比谁都懂得自由人权的价值和平等的可贵，他把天赋人权看成是高于一切的权利，它不是上层人赋予下层人的，也不是当权者赋予民众的，而是天生的、超等级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 “英国王室并不神圣”，他说，我们只应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 循着天赋人权的思路，潘恩将隆隆炮火对准古典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而将煌煌赞词献给代议制和他心目中理想的政体——共和政体。 共和制自然会也应当与代议制形式——公众选出来的代表议事机构——结合起来，潘恩肯定地说，因为它的宗旨，乃是“增进公众的幸福”。更因为，在共和制的制度设计下，权力确乎出自人民自愿，而法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中，就是国王。既然法律成了国王，那么在这种政体下，过去的君王将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上跌落下来，在没有君王的国度里，人人便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了。 好清晰的思路啊。这还不算，为了实现“共和”，为了“人人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潘恩更进一步从天赋人权说出发去论证——为什么要将君王拉下王座？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社会权利和权力均根源和服务于天赋人权，人们参加社会和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和保护人权。如果政府不尊重甚至侵犯人民的正当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用抗争的手段推翻暴政。 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统治，是违反建立政府的目的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有权予以推翻，建立自己的政府。并且不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统治违反人权和不合法，而且英王在英国的统治也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是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自立为英格兰国王。” 英王听了这番逻辑推理，大概会恼怒到吐血。可是异乡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既然连英王——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在英国的统治都不合法，那么其在美国的统治更不合法了。这样说来，北美人民起来反抗更是正义的了。潘恩充满激情地呐喊：“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 他呼吁：“热爱自由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将它驱除，欧洲也将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对它下了逐客令。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无可置疑，身居异乡与漂泊流亡并没有使潘恩在失落中消沉丧志，更没有失掉追求真理、说出真相，及思考人类命运的勇气，他用自己的流亡为人类思想领域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思想启蒙者，潘恩的讲述是自然的，自由的，也是严谨的，前后一致的，甚至是振聋发聩的。他虽拥有一颗对苦难和歧视极为敏感的心，可他同时拥有一种与苦难和歧视面对面进行抗争的坚强意志。他用他的全部个人体验和他的信仰去呼唤每个人所应平等享有的那份天赋权利，这是一个热切灵魂的热血、理性、悟性与文化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正如他所说，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合理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他让北美人民进行的独立战争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为北美十三州本土而战，更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世界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而战，并呼吁战争结束后成立的美国政体应置于共和、宪政、自由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内。 潘恩从道义上同情和肯定被压迫者以战争的方式夺回被暴力夺去的权利，并从法理上加以论证分析。他对于人民推翻暴政的权利的认可，饱含着一个受尽屈辱的底层人的反抗激情。潘恩用毕生的精力为被剥夺权利的民众争取天赋的人权，相反，他蔑视高高在上的贵族和当权者。在潘恩眼中，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用《常识》——这本小册子——把英国国王和英国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他要阻遏这些权力狂妨害人类自由的正常发展！他还用他那朴素而又真实的语言，以一种说出真相的智慧和勇气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事实上“自由”，比所谓的“和平和繁荣”更重要，所以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把发掘、诉说并谨守这些常识，看成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大责，也是人类通往自由之路须廓清的观念体系。 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唯有本乎理性出发，才能得出有着坚实基础的真知灼见，由此导向的世界才是向上的。在当时那样一个闷塞的时代和环境，潘恩无疑是一个在学术上和思想上打开僵结的人物，他以朴素的情感和天才的洞见预见到了人类的未来在于认可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神圣性，他肯定了自由民主、理性人权、宪政共和的积极价值——并且他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地浸润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面。潘恩作为人类自由的代言人，影响、参与了《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美利坚法兰西两国宪法，这使他直接影响了两百多年来整个世界、整个近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的构建，两百多年来用以建立世界秩序、指导社会运作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准则，诸如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共和、法治等等，都可以从这位自由公民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他属于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 人类的坦途是自由。人生的目的是自由。人性的基础是自由。世间万物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区区三尺身躯的人类尤其如此，也正因如此，人类需要创建一套保护自己生存安全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这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维护自由，乃因为自由是人生一切构建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在人类历史维护自由的艰难历程中冲锋陷阵在最前头的，无疑是闪耀在人类思想界星空中的那些思想家们。在这些思想家的群星谱像里，又以一群人的努力最为艰苦卓绝，却也最为成就斐然，他们以精神信仰为纽带凝聚成一个身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沉重却荣耀的名字——流亡者，或者说，异乡人。 在人类的各行职业中，这些可敬的思想流亡者们，他们以思想为职业、以漂泊为命运，在时代的动荡中体验着生存深渊直面着人生苦难，并且甘之如饴。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就18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有伏尔泰、卢梭、拜伦、海涅、雪莱、赫尔岑、别尔嘉耶夫、雨果、托马斯?曼、乔伊斯、阿多诺、乔治·奥威尔、哈耶克、茨威格、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 他们离开家国走向放逐，他们离开集体走向边缘，他们在放逐地在边缘处远距离地观照和思考。他们是精神的人，而不是物质的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崇尚自由的人，而不是无所依凭的人，甘受奴役的人。他们坚持特立独行，他们没有任何团体可以依赖。在任何时代，这种人物都是很难受到大众欢迎的，他们在现实社会里经常遭到打击陷入困境，个中艰苦冷暖自知。他们各自构成一个生活的孤岛，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的孤岛，一个思想的孤岛。他们在思想的探求中不断前进，他们挣扎着要在薄雾中发出一点微光，他们致力于不让时代往地狱里沉沦。他们永远对权力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在同不公义的奴役人歧视人的社会现实作抗争，永远在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在战斗。他们是虚空的尘世里一群没有归属的异乡人，他们孤独，他们疲累，他们独自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值得他们倾心恋慕的，只有那遥远天际上变幻莫测飘浮不定的云朵。 异乡人潘恩，无疑可以无愧地列席于这群光辉的异乡人名单之中，即使是在异乡人的成员之中，潘恩的遭遇也应归于不幸之列，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不幸。可是有了潘恩的时代是幸运的，有了潘恩的人类是幸运的。因为不幸的潘恩将他的每一滴血液，都燃烧在激荡时代免除奴役争取自由的事业当中，不幸的潘恩点燃的自由之光，终将会照遍人类生存世界的各个角落。 岁月的流逝逐渐形成既定秩序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人们愿意从日常认识与经验形成的固有观念中获得依靠和鼓励。当一个时代被一种惯性思潮所笼罩，当一个时代的人们囿于偏见被蒙蔽了见识，或者大多数人处于不明白的困惑时刻时，提出置疑甚至打破旧有观念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伴随而来的常是毁谤与迫害。其实在打破旧有观念的同时提出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通常不过是常识而已。这种常识往浅里说，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往深里说，却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经验等等之上的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共同价值观。 在18世纪下半叶风云起伏的变革浪潮面前，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迷失了方向，对人类前景困惑不清，甚至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革命家们都在迷惘的时候，清醒地把常识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形单影只的少数人。庆幸的是在那群情激荡的时代，正是有了这种人，勇气才有了方向，自由才有了根基。这时，我们有幸看到，正是这位《常识》一书的作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命名人，《人权宣言》的起草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世界公民，终生漂泊的异乡人，选择了与众人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宣示常识，歌咏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