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全国解放后军事斗争的重要一页，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人民解放军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带来的全国性的战备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军队建设都产生了重大而又长远的影响。
     有关中苏边界冲突(并不能称为战争)的详情，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披露很少。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公布了较多的历史档案，中国方面也有一些回忆和历史情况介绍公开。不过由于公开的资料较少，在90年代前期一些人从逐利的目的出发，凭想像胡编乱造，炮制出一些所谓“实录”，绘声绘色地虚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心理活动和决策，并对当时中苏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形随意杜撰，在社会上以讹传讹。严肃地对待史实，说明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才是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同时也可使人们人中得到到应有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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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联对华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2卷)。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仅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如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当时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赫鲁晓夫刚刚上台后，出于争取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这曾使毛泽东过去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心情一时得到舒展。1957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
     1958年4月和7月间，苏联大使奉命向毛泽东提出想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络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苏联大使尤金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上要控制权，要租借权。”(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引自《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毛泽东还要尤金把这些原话报告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赶到北京，解释说苏共中央未讨论过长波电台一事，只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至于共同潜艇舰队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的误会(《当代中国外交》第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受到毛泽东斥责后，赫鲁晓夫为了报复，继1959年拒绝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后，又于1960年夏天召回在华专家并中止多数经济技术合同。从这一年起，苏联边防军又在边界驱赶中国边民造成纠纷。1962年春，苏联煽动新疆6万边民外逃，同年8月毛泽东便提出：“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第1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这说明他感到过去中苏之间称为“兄弟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由盟友变成了危险的敌人。
     1963年夏，苏军重新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不服从自己的盟国动辄施加军事压力并进行颠覆，是苏联的一贯作风，这更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1963年7月中苏两国共产党会谈破裂后，中国政府又公开提出过去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
     六十年代以前，尽管中苏双方对于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双方边民和边防人员仍友好相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在双方争议地区挑起事。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中苏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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