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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冲突后不久却出现战争危机，却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原先的预想。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苏联政府在3月下旬提出谈判遭到拒绝后，军方强硬派发出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尼克松政府从6月起做出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苏共政治局感到必须压迫中国迅速与之谈判妥协，而且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上。”(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同年6月至8月间，西伯利亚铁路停止客运而全力投入军运，边界苏军增加一倍达到40个师。苏联政府在7月26日秘密建议两国总理会晤未得到答复后，便选择利于发挥机械化装备优势的新疆地区施压。8月13日，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正常巡逻。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突然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巡逻队发起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遭包围后进行了4小时之久的英勇奋战，最后全部牺牲。这次战斗中，中国方面还有3名民兵牺牲，增援部队有12人负伤。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针对苏联方面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于4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九大以后，人民解放军增编了许多新部队，地方上也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入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就曾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这时更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从当时中苏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看，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自然容易引起中国方面更高的战争警觉。不过在8月间的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中央对战争的估计还不大严重。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到大规模战争真有可能爆发。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命令，要求边疆地区进入临战准备，解放军开始增编部队，国民经济也转向临战状态。当时为副主席林彪当秘书的张云生回忆，8月份以前林彪不相信中苏会发生战争，铁列克提事件后才紧张起来。9月间他召集军委办事组讲话，开始便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第553页，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8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防工作的报告，动员各企业机关的职工、城市居民都参加挖防空洞。这种仓促的人防工程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多数建设又是应急上马，施工条件简陋，工程质量极差又造成严重的事故伤亡。第二年雨季之后，这些工事大都报废。全国为进行战备疏散，更是耗费了大量资财。 北京机场会晤和紧急疏散 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出现的严重军事对峙，对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尼克松政府因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这时表现出调整对华关系的意向，于7月21日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随后，当苏联外交官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时，美国作出了坚决反对的答复。这时在中美苏三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正如基辛格后来所说的：“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已经初露倪端了”(《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中文版第229页，第238-239页)。美国这时的行动也说明，它明显地企图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孤立它当时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在苏军挑起铁列克提事件对华施压后，苏联领导人又采取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措施。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措施，出于多方面考虑。当时苏联在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仅半年后又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其在国际形象和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已大受损害。中苏两国共同支持的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这时还在激烈进行，对华战争等于在支持越南的中国背后开刀。另外出动大量军队进攻中国和小规模的边界冲突不同，对于过去一向将中国称为“友好兄弟”的苏联人民将很难做出解释，而且进攻中国还必然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从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解密的档案看，当时苏联施加军事压力的目标并非真正进攻中国(不过也担负一旦出现“健康力量”夺权便出动援助这种仿照匈牙利事件时的任务)，而是要以压促变。在施压同时，苏联也采取了缓和的一手，其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前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实际上柯西金去越南选择的是经印度、缅甸、老挝的航线)，同中国总理会谈。 接到柯西金要求到北京的信息后，毛泽东通过了反复的考虑，最后同意了这一要求。对于中国来说，1969年的国内外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内忧外患交织。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混乱，生产下降，虽然“九大”结束后在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下进行了消除派性、制止武斗的大量工作，但是严重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南面还要继续支援越南进行抗美战争，在北面又实行全面备战，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这时美苏两国都发出了缓和对华紧张状态的信号，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中国很有必要利用国际关系中可利用的矛盾来改善自己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毛泽东打破了以往一些僵化的模式，决定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并开始谈判。 当毛泽东同意柯西金“途经”北京的消息发给苏联方面时，柯西金经原航线已返回了苏联中亚，接到信息后又乘飞机折向东方，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同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谈。 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并指出，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当代中国外交》第 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