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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金当时表现出争取和解的态度，向周恩来保证说，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并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两国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总理最后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达成谅解：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在这谅解的气氛下，两国总理还就恢复互派大使(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国在对方大使馆只有临时代办)、扩大贸易和两国界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的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会谈结束时，双方对会谈的成果都表示满意(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研究周恩来》第173 -174页)。 柯西金登机回国之后，毛泽东又指示中方修改会谈的新闻公告，删去“会谈是有益的”字样，目的明显上避免松懈国内的“反修”斗志。接着，苏联方面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了倒退，其政府代表通知中国方面，说明苏方已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换文。这一改变态度的行为，反映了苏联领导层内对华态度的不一致。据以后得到的消息，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仍企图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并想观望当时尚处于动乱中的中国的日后变化再作决策，不愿受协议的约束。由于苏联方面保持这种霸权主义政策，使中苏关系以后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过中苏两国总理会晤的结果，毕竟使双方都采取了缓和边界局势的措施，边界上双方军队从此不再互相射击，苏联边防军人也不再进入有争议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地。  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就是中国和美国双方开始寻求改善中美关系。在中苏总理会晤后，美国为了防止在全球战略中失去有利地位，又马上提出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中国方面积极响应。同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又一次放松对华贸易限制，使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中文版第242页)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由于毛泽东又对苏联完全不信任，判断可能是为实施军事进攻所施放的烟幕，为此提出为防范突然袭击，在全国进行疏散。当时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和多数老一代领导干部也都被分散安排到外地。林彪又下达了 “第一个战斗命令”(这一命令与疏散干部其实无关)，人民解放军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国内各城市进行的疏散又和上山下乡结合在一起，总计有上千万城市居民被送到农村落户。 当时，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处于无权甚至无法发表意见的地位，却私下对那种过火的战备行动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战争的征兆、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纪学：《朱德和康克清》第31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虽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对中国构成一定的威胁，毕竟还难以爆发大规模的对华战争。此时中国国内受到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的严重影响，加上其它原因，对战争的危险性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中国处于防御地位，从来没有打算主动挑起对苏战争，但是这种长期过分紧张的战备，不能不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在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如再加上民间的备战费用，这一比例竟高达近三分之一。同时，国内经济建设又偏重于“大小三线”，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也为后来的国民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1971年以后，毛泽东也清楚看到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却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过火分析和国内政治需求坚持不能对苏缓和。1971年9月林彪夺权阴谋失败后飞逃苏联中途摔死，更使毛泽东认定苏联是中国内部“修正主义”势力的靠山，也是外部入侵的最大威胁。苏联通过林彪事件更认定中国存在“内部危机”，长期寄希望以“健康力量”取代毛泽东，为此继续保持压力。中俄的历史档案都证明，双方均无意同对方打大仗，却因苏联总想改变中国政治走向，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斗争，两国便陷入长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边界冲突的危机虽得到控制却无法消除。直至中苏两国通过改革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平等方式相处， 1986年苏联领导人又公开同意边界可按国际惯例以主航道划线，军事紧张局势便自然得到缓解。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边界问题也通过协商得到解决。 中苏之间出现的尖锐对立乃至武装冲突，对过去十分友好的两国人民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伍修权在九十年代曾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11期第18页) 1989年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都公开认为过去关系来华各自都有责任。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总结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被沙俄占去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当年激起中国领导人对苏强烈不满的最主要原因。 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作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过在看到当时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政策、策略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斗争从本质上讲，仍是中国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经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中苏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珍宝岛等地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承认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协定。中苏两国间达成的这一边界协定，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二十多年前保卫中国领土斗争的正义性。 (此文最早曾发表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办《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2期，此次略有修改作者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军事历史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admin) |